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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一九一三年三月二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三月二十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己。（《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杜）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诒、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一九一三年三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二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胡适与泰戈尔
？ 孙宜学
胡适晚年说过：“我的相很难画”，这确是自知之明之论。他的身上，可以说浓缩了现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政治特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幕，但是，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和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先知，胡适在走着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时，难免要带上过渡时代的鲜明印记，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无论是他活着还是在其身后，真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识君者有几人？”长期以来，在他那巨大的身影的压迫下，在某种外在的批判标准的笼罩下，我们竟不敢直视或故意斜视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痛骂为“国贼”、“人民公敌”，而事实上，他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像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有痛苦、有优点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但他这个普通人与一些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渴望真诚的理解，渴望与人开诚布公的交流，渴望与人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都能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他历来是宽以待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为此他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也为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但这才是真正的胡适，若我们能把胡适还原到这样一位普通人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这些谜，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容易使人接受的答案。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前后胡适表现出的矛盾态度，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一
泰戈尔是应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他当然是抱着文化交流的良好目的来的，没想到到了中国之后，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组成了“驱泰大军”，“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而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则组成了“保泰大军”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令人费解的。
泰戈尔是先到上海，然后经由南京、济南、天津到北京的，自泰戈尔到京后，胡适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关于泰戈尔的报道中。在京期间，胡适虽然没有象徐志摩那样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但北京各界欢迎泰戈尔的重大活动他都参加了，如到火车站去接泰戈尔，陪伴泰戈尔游北海，参加北京学界为欢迎泰戈尔在海军联社举行的公宴，与徐志摩、林徽因一起陪诗人在草坪散步，开茶会，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的生日和命名典礼，称他是“代表印度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