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林徽因一起陪诗人在草坪散步，开茶会，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的生日和命名典礼，称他是“代表印度的最大人物”，后来徐志摩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决定罢译（泰戈尔在华讲演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翻译的）后，胡适还承担了翻译的任务，对泰戈尔可谓恭敬之极，执尽弟子之礼。泰戈尔原计划在北京讲演六次，但没想到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就有人散发传单要撵他走，使得宾主都很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挺身而出”，对批评泰戈尔的人进行反批评。
五月十日上午，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对北京青年学生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正式演讲前，胡适慨然登台，对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进行警告。他说：“外国对于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于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同时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足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段，亦当取法于泰戈尔。”（1）但胡适的警告似乎并没奏效，因为在泰戈尔这次演讲过程中，还是有人散发驱逐泰戈尔的传单，名为“送泰戈尔”。泰戈尔因为国内这股反对的力量太强而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北京之行，把原定的六次演讲缩减为三次。五月十二日，他发表了在京的第三次演讲，实际上也等于他对北京的告别辞。在泰戈尔正式演讲前，徐志摩先登台作了对反对泰戈尔者进行谴责的演说，随后作为配合，胡适针对在讲演场上多次出现的反对泰戈尔的传单问题进行了辩护性的解释。他直截了当地说：“前天会场中发现‘送泰戈尔’的传单，我见了很感觉不快。
第一，传单中说，研究系因为去年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失败了，所以请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争气。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去年玄学科学的论战起于四月中旬，而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君到北京也在四月中旬，那时北京大学因为种种的困难不能担任招待泰戈尔的事，所以恩厚之君才同讲学社接洽，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南下，那时泰氏来华的事，已接洽略有头绪了。我也是去年参加玄学科学论战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泰戈尔来华的决心定于这个论战未发生之前；他的代表来接洽，也在这个论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
第二，传单中说：‘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也就‘激言厉色要送你走’，你是不是要说我野蛮？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况且泰戈尔先生的人格是应该受我们的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农村教育的牺牲，他的农村合作的运动，都应该使我们表示敬意。即不论这些，即单就他个人的人格而论，他的慈祥的容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应该命令我们的十分的敬意了。”（2）胡适的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与注重精神的东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早在泰戈尔来华前，中国国内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始终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加者，并且态度始终是明确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用西方的生命哲学来界定人生观问题，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当时国内流行的对崇尚科学的风气的不满。对张君劢的这番言论最早提出反驳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认为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学问，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主张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场论争的实质，实际上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要求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而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所以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这场论争恰如一根导火索，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许多思想文化界的名人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如胡适、吴稚晖支持丁文江，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而陈独秀、瞿秋白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论战双方都进行了批判。在这场论争中，胡适始终是旗帜鲜明地鼓吹科学的人生观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就在北京的政法专门学校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明确表明了自己主张科学的态度，这比张君劢几乎早了一年。后来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的序中，他又借批判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科学破产论”，明确表示自己要“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3）泰戈尔最初答应讲学社于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而这个时候科学派、玄学派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争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与陈独秀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泰戈尔答应这个时候来华，有人把他与这场论战联系起来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作为研究系和“玄学鬼们”的精神领袖，欧游回国后的梁启超以及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一直在和胡适、陈独秀这样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着论战，很自然地，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很快就又发展成为东、西文化的论战。当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新一轮的论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而胡适早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就已针对梁漱溟鼓吹东方文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毫不客气地批判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调“只是闭眼的笼统话，全无‘真知灼见’”。泰戈尔一到中国就在各种形式的谈话和演讲中宣扬“东方文明，最为健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否定亚洲自古就有的优秀文明，大肆鼓吹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话从泰戈尔这样一位世界著名诗人口中说出，而且与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反思颇多暗合之处，这当然会令梁启超及其追随者高兴，但这一高兴却使泰戈尔这个无辜者成了受攻击的靶子，并成了引发新一轮论战的导火线。不少人据此认为梁启超正是因为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失败了，所以才拉来这位与他观点一致的世界重量级文化大师为他撑腰鼓劲，而出面邀请泰戈尔的恰恰又是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而对泰戈尔来华最热心宣传的《晨报》又是梁启超主持的研究系的机关报，这些都难免使人把泰戈尔来华与梁启超紧密地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倒没错，错的是把泰戈尔来华只看成为帮助梁启超“打仗”，错的是把他与“玄学鬼”、“研究系”挂上了钩，如陈独秀在《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中就有这样的批评：“太戈尔一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已。”（4）如果不了解其中的背景，这些话听起来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二
现在的问题是，历来在批判传统文化时非常激进、与梁启超等在东、西文化问题上又有过针锋相对的交锋的胡适为什么在欢迎泰戈尔时却又时时与梁启超互相配合，而且不但不借机落井下石，反而亲自出面为自己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而由他出面澄清这个问题，无疑比梁启超声明一千遍还更有说服力。难道泰戈尔的来华使胡适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难道他对泰戈尔这个东方文明的鼓吹者真的完全认同了？我们显然很难找到足以让人信服的根据，在泰戈尔来华前后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泰戈尔在世界上赢得的大名与他在欧美演讲时大肆宣传东方文明因而大受欢迎很有关系，胡适对这些当然是知道的，但却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西方人欢迎东方文明是出于一种“博物馆心理”，他们所乐闻的是太极、风水、八卦、命相这类带有神秘意味的东方精神文明，是为了满足他们在西方已很难满足的怀旧感，客观上是希望东方越落后越好。一九二六年七月，因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英国开会，胡适取道西伯利亚，有欧美之行，有很多欧美团体准备邀请他去演讲，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不会象泰戈尔那样受到欧美人的欢迎，这在他于这一年的九月五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要是我去美国，我不想作公开演讲。我惟一的目的是去看老朋友，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美国人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要在英国演讲的合适题目。……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一个东方演说者面对美国听众时，听众所期望于他的，是泰戈尔式的信息，那就是批评讥讽物质的西方，而歌颂东方的精神文明……相反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开中国前刚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我指责东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没有价值的，我赞扬现代西方文明能充分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诚然，我所给予东方文明的指责，比任何来自西方的指责更严苛，而我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评价，也比西方人自己所说的更好。这样出乎常理的意见，一定会让那些对泰戈尔这种人趋之若鹜，而又期望听到所谓‘东方’信息的人感到失望和震惊。”（5）胡适信里提到的文章是指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完稿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国内外保守的思想界的病态心理与错误议论“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以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胸怀鼓励国人走出这些“老少人妖”散布的东方文明妙不可言的迷雾，对西方文明采取正确的态度。他针对东方文化的吹捧者批评西方文化的理论根据：西洋文明为唯物的，东方文明为精神的，具体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是一种偏见，其目的只是用来捍卫东方文化的吹捧者“变态的”精神上的优势，而实际上西方文明决不轻视人的精神和心灵上的种种要求，它能满足人精神和心灵上要求的程度，决非东方旧文明所能比。（6）胡适的这种观点和当时国内正激烈地批判泰戈尔的人，如陈独秀，是一致的，而后者刚开始也是把胡适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如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要他为共产党办的刊物《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可见陈独秀此时是把胡适看作自己文化宣传工作上的战友的。
胡适这篇文章写成的时间距他发表为泰戈尔辩护的言辞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若说他当时对泰戈尔的欢迎是毫无保留的恐怕不实，至少他说这些话时内心是有矛盾的，但是否就能据此说他对泰戈尔的欢迎是违心的；或者就象郭沫若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7）或者说是附庸风雅，甚至可以说他虚伪，两面派，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符合胡适的学问之道和做人之道，倒是他其中的一句话暗含了他欢迎泰戈尔的一个真实动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并且是自动到中国来的，出于一番好意，所以不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礼仪上应该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这才是生性宽容，又受过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训练的胡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就象他既激烈批判中国旧的婚姻制度但又遵母命成婚并且一生不渝一样，就象他既说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最爱钻的还是中国的国学旧纸堆一样，都是一个懂得人生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在正常的心态下所采取的正常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一种求真、求自由的做人原则，虽然因此被人冠以“胆小君子”的桂冠，但本性难移。不论任何争论，“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却不应伤和气，不应拒绝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连别人说话的自由都要剥夺，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容忍，这决非君子所应为也。他这种做法就象中国人待客，虽然心里可能不完全乐意，但出于礼貌照样还是把客人照顾得满意而回，这当然不能说是虚伪，而是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做人之道，是一种“礼”。
但胡适毕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的，他对泰戈尔的欢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