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欧洲思想，固然最终是要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精神搏斗。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体力强的民族压倒、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然而，就算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体力克制了帝国资本主义民族，绝对的精神──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比起绝对的精神问题本身的遭遇，民族精神的遭遇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精神最终是个体性的、超历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引出的精神搏斗，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政治、军事体力的较量意识支配。绝对精神在中西方的普遍崩溃，人道凌迟、世失其序，才是值得关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搏斗，纯粹是个人性的。“比较诗学”的写作任务为我走出民族性的较量意识、转向精神的“事情本身”提供了机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是一个人与中西方思想历史中的几个人的个别对话。即便没有“比较诗学”框框的限制，“拯救与逍遥”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写法可能不会如此。
基督教的思想立场使得本书显得要全盘否定儒、道、释，好像我有意继承“五四”精神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传统。引言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本书的目的是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批判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八十年代后期，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显学，甚至于还带有政治英勇的气概。本书没有跟随、而是尖锐抨击这种英勇的思想，怎幺能算站到全盘西化的立场上去了？现象学解释学和基督教思想为我提供了超出中西方思想的对立景观、超逾了较量意识，纯粹精神地检审中西方的思想。何况，我所得到的基督教思想立场远非正统的，而是拒绝了形而上学神学的现象学神学（舍勒、海德格尔）。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跌入西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再不可能仅仅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立场掇拾现代诸儒的唾余——要么以西学释中学、要么称中学如何比西学“高明”，也不可能对西学笼而统之地希声附光、务竞新奇，以求适一时。
无论拒绝还是赞赏这部书，不少读者都以为，我把目光投向神性之维，在文化思想中制造了“宗教热”。
一种“宗教热”可能靠一本书来制造？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和思想中的宗教还少？说本书引入基督教，更是荒唐。即便在文化思想领域，晚清、民国已有人大谈基督教。问题只是，晚清以来，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大多受民族性较量意识支配。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以文化理论的形式恢复基督教思想的论题，从历史眼光来看，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认信基督是否意味着离弃此岸的在世、转向彼岸的神性之维？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举世的万般宗教中，还要哪一个“神”像基督的上帝如此关切此世？基督的福音绝非否定此岸的在世，而是关切何以在世。承纳基督上帝的恩典、与受苦的上帝同在，不是成圣，而是成人。
基督的在世受苦为人提供了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在世理由。是否承纳这个理由，自然是个人认信的事情。与先贤切琢磨的独白成了矫揉造作的“比较诗学”对话，必须纠正命运导致的这个历史误会──因此修订首先删除了副题。我本来无意论析诗人，比较诗学的框框令我非借“诗学”来说个体信仰的事不可，实际上我的确不懂什么“诗学”。不过，冒充“比较诗学”并非一点益处没有。现象学解释学必须进入具体的经典文本。海德格尔对德语诗歌的解释，当时令我非常入迷。离开北大那年，我着手选编、组译海德格尔的释诗文集（如今在美国已经当教授的友人陈维纲和张旭东曾分别翻译了《致亲人/还乡》和《诗人何为》，本书中荷尔德林的诗，出自陈维纲的译笔，《诗化哲学》中里尔克的一些诗出自张旭东的译笔。《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失散时，译稿不幸散佚了）。“比较诗学”的框框，反倒为我尝试将现象学解释学具体运用于批判性地解释古代和现代思想提供了稽之文字、验以楮墨的契机。即便今天来看，这条解释学的路并没有误入歧途。只有通过对历史中的思想的重新解释，才能找到汉语哲学精神再生的可能性。
既然本书初稿的原意如此，问题就不在于去掉比较诗论的外观，而在于现象学解释学的发挥是否地道。出于这样的考虑，从整体看来，本书才值得、而且应该重写。修订进展非常缓慢，忙于眼下新的问题关切，心思不在，是原因之一，几乎要重新写过，也是原因。到九八年，仅修订（等于重写）完头两章。内子说，那么辛苦，重写一本书也不至如此！
的确，为什幺非要把过去的不成熟变成现在的成熟？我决定放弃重写的修订方式，采取删订的做法：删除为冒充“比较诗学”生拉活扯的段落甚至章节（比如第五章最后一节），删除累赘的表达、罗嗦的段落──初版行文拖泥带水、有时近乎臃肿；一些如今看来明显不恰切的说法，也得订正，但没有加油添醋，仅仅修改了一些表达，以便说得更清楚。
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将本书分为两卷刊行，下卷书名颠倒为“逍遥与拯救”。一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朋友以为我写了一本新书，仅在海外可以找到。如果将来真的重写了“拯救与逍遥”，我也许会命名为“逍遥与拯救”。
与修订相关的事，都记在这里了。
“交班”问题
“交 班”问 题
？ 刘洪波
美国总统大选搞成了持久战，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为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布什和戈尔争得不可开交，好像投完票了，就没有公众的事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布什和戈尔两个人之间来回不让，点票大战正合乎我们的思路，两个人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不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不甘心是不甘心，却也没有谁“打起背包就出发”，带领人马去当草头王，而是争到底谁的票数多。票数多的通吃，这一点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也合乎我们的思路，他们终究是“穿一条裤子”的，一方面尔虞我诈，一方面又共同维持欺骗善良的人民。
最让人气恼的，我看是克林顿。这个吃美国人民、喝美国人民的头子，现在反倒像个没事人一样，在这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一言不发，其历史责任感到哪里去了，实在需要问一问。
美国人民也很令人恼火，他们并不给予克林顿对选举实行指导的权力，好像国家离得了主心骨一般。克林顿就是有些花心，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业绩也是突出的，内政外交都弄得有板有眼。选战僵持，他们竟不去征求其意见，不去请他定夺，实在是有眼无珠啊，哪怕是强烈要求克林顿再干一任呢，也不为过，反正克林顿年富力强而且经验丰富。
美国是一个大国，老要当世界警察，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它就当上了。所以美国总统是需要有很强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在美国利益上考虑，克林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是不错的，这几年国际上的许多事情，都被他摆平了。美国人却没有为“生活在克林顿时代”而由衷地感叹，不去挽留他再作几年贡献，难道出一个领导人才容易吗，难道他们竟然还指望有人比克林顿干得更好吗。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布什或戈尔是否会比克林顿干得好，而只是相信克林顿干了两任，就不能再干了，但宁可让布什与戈尔弄得不休不止，危害稳定，也不干脆让克林顿再干下去，这叫什么道理。
克林顿最大的问题，是培养接班人不力。他当了两任总统，且明知自己不能再干下去，却没有把最大的心思放在培养可靠的接班人身上。以他的地位和威望，只要有心用力，把副手戈尔着力培养出来，应该是可以做到平稳过渡的嘛。如果戈尔不堪造就，也应该早一点培养新的接班人，也免得落到选战无宁日的结果。看来，克林顿是一个路易十四，只管自己坐天下，根本没有好好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是“我下台后哪怕洪水滔天”哪。
就在美国大选最初宣布布什当选的时候，我看到国内某新闻机构的专讯，称“戈尔由副转正的梦想落空”。副总统与总统，“行政只差半级”哩，而且是总统职位空缺时的入替人选，这不就是“储君”么。由“储君”转为“国君”，由副总统转为“正总统”，乃是正常有序的接替，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之事啊。从副股长到股长，从股长到副科长，一层层交班接班，一步步升官晋级，才算一个正道嘛。小布什才是个州长，比全国的总统还差得远，全国有五十个州长呢，凭什么要他来当总统，他当了总统至少有几百个人摆不平吧。
以“选拔接班人”的路数来思维，美国总统竞选实在是不可理喻，毛病多多。这个世上，有的地方将个人的深谋远虑体现在“选接班人”上面，交班接班，往往变成弥留者与后来者的私下授受，据说可以保证长治久安，然而，也时常不免“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有的地方则沸反盈天地搞选举，时常是选出“一步登天”的人，据说这是很不好也很虚伪的搞法，却很少搞得“血雨腥风”，不至于有人升天堂，有人下地狱。
惯于“转正”、“接班”的人们，在选战激烈不止的情况下，想忍住嘲笑实在困难。反过来，惯于选战的人们，是否觉得“交接班”的地方很可怜呢？世事各不同，优劣心自知。
自有旁人说短长
？ 邹启钧
陈鸣先生在《书屋》二○○○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胡适和余英时在汉奸文人周作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文章写得很气愤，但讲道理，是需要冷静的。为此，我想提供一点情况，与陈先生作些商榷。
周作人任伪职，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还由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以“汉奸罪”判刑十四年。余英时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香港《明报》（8月号）以此为内容发表了一篇《谈鲁迅与周作人》，文章所谈，被陈鸣先生称为“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说余英时先生文章中的“口说”是“首先”。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已有大量材料涉及此事了。如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团结报》1986年），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山西政协报》1987年）。丛培香、徐广琴《王定南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7年），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新文学史料》1983年），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0年）等等，这些价值重要的资料皆见于余文之前，怎么能凭自己草下定语呢？
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且消息灵通的许宝骙得知，新民会混混儿缪斌极力钻营其缺。另在伪政权中有王揖唐出于日方一派力量所授属意周作人。那时，王定南和张东荪每半月总在许之弘通观四号家中，汇集情报，研究工作。他们为抵制缪斌，很自然同时也酝酿周作人。亦因周作人已受蒋梦麟托付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许于解放初在北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个问题给自己扣的是“曲线救国论”的帽子。“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遂由许去找周进行游说。许与周谈时，周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与当局多人概不熟识，只恐落落难合。许便又向周介绍了殷桐声（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翊唐（伪财务总署督办）等，几天后又邀殷汪和周及钱稻荪到许家见面会谈，谈妥后，许即去看首脑王克敏，王知周温文尔雅，果然一说便成。“周作人出掌教育了，我方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要他积极利用职权在可能程度上较好地维护燕京大学，搪住日方的压力，减缓它的渗进。”许宝骙继续回忆说：“我想可说他尚无背于我方要借他来抵制缪斌的本意，尚无悖于我所说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那两句话。”并在闲聊时仍听周作人总以一贯的“幽默”语调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这句形象深刻的话，正好道出周当伪教育督办时的处境心态和作风。
北方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参与研讨并决定了我方这一行动，没有他的同意，许宝骙不会去进行这项活动，伪教育督办之职也就会被另外的人担任了。许宝骙著文中问：“这算不算党组织决定？”王定南第二次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许宝骙为周作人辞去伪教育督办后的空缺，并抵制第二个缪斌——文化界的痞子何庭流，仍找张东荪、王之湘商量，再向王克敏说这项促成，也未听说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什么坏事。
王定南在后来回忆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与许宝骙有些出入，说有一次是在何其巩北池子八十八号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王定南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并说“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按照王定南的回忆解释，他也是同意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分析的，至于说的是哪两句话？周本人倒真做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假若明确而严正地说的是：“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