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的。T·杰斐逊在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被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二十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的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反映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茨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五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家”时，竟惹得审讯者们哄堂大笑。
像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载）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诗人的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下兀然不动的人。”他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一切。”
“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在俄国，成为“生”与“死”的选择。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自觉和坚定的高度。
正是把生活与写作上升到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使俄罗斯诗人从整体上远在中国诗人之上。对于俄罗斯诗人，唯一阻止他们写作的，只是他们有愧于上一世纪的先驱诗人，只是他们的生命尚未抵达黑暗的尽头，只是他们的语言尚未建立能够覆盖遍布帝国的古拉格群岛，尚未穷尽人类命运在俄国的独特道路的艺术形式，也只是他们个人的精神尚未突破恐惧和内心危机而震惊世界。
面对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命运，俄罗斯诗人坚持住三种主要的伦理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命运的控制和矫正：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
帕斯捷尔纳克衷心推崇茨维塔耶娃，认为她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在虚伪做作的年代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道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声音”，这位女诗人“具有男人的魂魄”，能忍受最彻底的寂寞，“她与日常生活的搏斗，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奋力追求并最终达到了完美的纯净”。
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用了最美好的不适宜于文学史的字眼盛赞茨维塔耶娃，他描写了女诗人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的悲惨遭遇、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和诗歌技巧，她对普希金的钟爱和与帕斯捷尔纳克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她身上最令人震慑的，却是心灵深处的激情，“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似狂地热爱或憎恶某件艺术作品或某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出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股冲破人世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她常常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强烈非凡的诗意，“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必然走向生命的极限，在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上，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她很早就看到自己诗歌中那高贵死亡的形态：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和天职！
正是这种激情，把茨维塔耶娃推向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布罗茨基指出，在“惟有通过文学才能了解自己”的俄国，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采取扼杀、打击或是不闻不问不承认的态度，这简直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犯罪！”（1928年，女诗人曾在巴黎出版了诗集《离别俄罗斯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俄国侨民文学界对此却只字未提，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向世界为女诗人大声辩护：
她不是怪戾的诗人——二十世纪的俄国诗歌里听不见比她更富激情的声音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严格限定了写作范围，“我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当他提到几位自杀诗人时，便感到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他相信，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帕斯捷尔纳克表面的沉默，只是因为“写下去，过于艰难”。要写的是一个过去时代诗人未曾预言和想象过的、对人的坚韧、尊严、勤劳有着严峻考验的世界，只是因为：
写它，应当使心停止跳动，让毛骨悚然。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下作，厚颜无耻。
我们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而这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他正临近完成《日瓦戈医生》。他在逝世前一年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借哈姆莱特之口，道出俄国诗人作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的艰难和幸运：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像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按内心生活、写作达到了新的明晰和广阔。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毫无个人目的，把文学看成俄罗斯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古拉格群岛》就是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他在这部旷世奇书最终完稿时写道：“我多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做，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能够完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多次想过：不会让我写完的。”
茨维塔耶娃“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她和时代失之交臂，而这并不是她自己“深思熟虑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由外界的因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驭诗歌并遵循政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礼物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一九六一年，诗人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朽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一九三七年写信帝国元勋丧妻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为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