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区的“红旗党”，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一九五○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一九七八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出现好多“万言书”、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攻击。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尽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形势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到了晚年尤其恩格斯，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恩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欧，怎么可能一概适用于几十年百年后的东方和全世界呢。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直至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痛苦，而更快地导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时期的设想，竟为东方革命国家一一实践！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曾匆匆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垂死阶段这一结论，似乎资本主义的寿命屈指可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时还提出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很长期的过程。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历史实际的正确政策。可惜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新认识，加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不成熟，遇到困难就搞阶级斗争，搞肃反，实行镇压政策。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一边倒”，仿效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死抱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已经过时的观点，生搬硬套。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遵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颠倒了。战争年代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搞三三制；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合理的发展。他还谈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就被他自己抛弃了，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搞“一天等于二十年”，搞“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直错到十年“文革”，到“崩溃的边沿”。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端。
其次，“左”的反复出现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体制问题（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了。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治的国家。旧社会的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客观形势使然，当时不能不这样做，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第三，从文化层面上讲，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斗争，法治难于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不讲科学规律，排斥法治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包含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思考，平等的争论，最终是实践的不断检验。科学精神有赖于民主精神，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权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各种建设、各个方面不犯错误，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们过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于是导致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定于一尊，一个人说了算。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种习惯还难以彻底改变，还出现同科学精神相反的“新权威主义”热。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总脱不了钩。
第四，“左”似乎有一种“惯性”，“越‘左’越革命”，作为一种“生存意识”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倾危险，“左”倾保险的传统观念，至今总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被告诫要“夹住尾巴”；犯左倾错误的人总被提拔重用，“文革”时造反派人物有些依旧升官跑红。因此“万言书”不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相反，强调一下反“左”，强调一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下党和国家都应该走上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就会被认为“自由化”了，不利于“团结一致”了，就要封锁其发言权，乃至让其自谋生路。
总之，民主、科学、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靠，我们必须坚定不渝，贯彻到底，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防“左”与略谈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战争年代，我们熟读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可以说佩服的五体投地。实际上，今天我们需要从新认识的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也已经接触到并有了初步解决。例如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发展经济，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等等。可惜，这些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建国以后，都被他亲手抛弃了，反而在“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了十年“文革”，天下大乱做到了，经济到了临界崩溃边缘，走上了一条绝路，天下大治有待后人。
当然，总的来说，建国之前，毛泽东比较谨慎，比较实事求是。客观上的原因是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在这个时期，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长期同“左”倾教条主义即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开国之后，情况大变。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最没有知识，远不如工农；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早年思想中“左”的东西抬头了；晚年“左”倾错误发展了，最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高呼“四个伟大”，最中意的是“伟大导师”，这也是早年“君师合一”的思想。
总的来说，开国以来，毛泽东对如何在一个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的问题，一直采取了“轻敌”的态度，一再急于求成，不能不犯“左”的错误。五十年代初，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虽然《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路，但总的方向仍是从苏联那里来的：认为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硬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于是，紧锣密鼓，反右派结合反“反冒进”；几年间就能超英赶美，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了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期间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不可思议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消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应当说，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是太生疏、太不理解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恐怕还是源于马恩早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和残酷，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能扩张性，而很少注意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和不断变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似乎注意到了中国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面，但革命胜利很快到来，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追赶苏联，完全不顾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在西方所起变化，盲目估计世界形势，苏联卫星先上天，即“东风压倒西风”，以为社会主义阵营会很快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成为头号要打倒的敌人，而忽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没有肃清，自发的小农经济思想占优势。毛泽东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没有到过西方国家。他个人的经验主要在战争年代，以打仗和政治斗争为主，他非常熟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帝王统治之术；经济方面只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条，又不幸地以为搞经济难道会比打仗还难吗？于是过分迷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迷信“发动群众”的威力，直到总觉得自己才是一贯正确。于是经济上无视实际，以浪漫主义之要求而令全国立刻见之于实际。当然，也还由于有这样的土壤，历史造成中国老百姓太听话，如鲁迅所言，习惯于当奴隶乃至当奴才，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敢讲话的也被整得不敢讲话了。三年“大跃进”死了多少人？保守的估计有两千万以上啊！我当时在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后来田家英等人听说我在挨饿，向李富春反映，才把我调回北京。回北京前先调到虎林镇上电厂劳动，在那里可以买到泥鳅，六毛钱一个的鸡蛋，才免于一死。我体会到挨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刘少奇却说了真话，“饿死人是要写入历史的”，饿死那么多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跳出来保护毛泽东，把一切错误推在“不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说法，非常满意。在损失如此大的关头，毛泽东仍未转弯，一意照既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