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典，讨论猫头鹰出现的意义。有人说这是邪恶的象征（symbol
of evil），还有人说是凶兆（bad omen）或死亡的前兆（omen of
death）。
千古艰难惟一死
？ 黄 波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丹麦王子的这句自我拷问已经引领西方人走上了对死亡问题进行理性思辨的道路，并从此建立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死亡哲学。反观我们自己，孔夫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致使我们只能从经验领域感触“死”而非理解“死”，我们面对死亡，除了空泛的感慨，繁荣的只是丧葬之礼，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死而下学”。
然而，若埋首文献，我们也能找出与哈姆莱特的名言意义相近的话来，哪怕两者徒具字面上的形似。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战国时期的息夫人被楚王掳掠做了妃子，却心念故夫不发一语，这本是旧文人作诗的好话题，但经历沧桑巨变未久的邓汉仪的目光显然已从息夫人身上掠过，一句“伤心岂独息夫人”道出的分明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尴尬处境，这有时人记载（徐承烈《燕居琐语》）为证：“清初巨公曾仕明者，读之遽患心痛卒。”笔如刀，也不过如此吧？但诗确是好诗，好就好在蕴含丰厚复杂：悲悯？感叹？微讽？殊堪玩味。的确，身处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生还是死”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双双恣肆是易代之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暴力的血腥中，文人是承受者，而在道德的血腥中，文人则既是承受者更是制造者。清易明，异族入主，又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用顾炎武的概念，这是在亡文化，“亡天下”，而不仅仅是“亡国”了。惟其如此，文人的处境更显严酷，道德的血腥尤为骇人。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钩稽明末文献，梳理出若干话题，其中让人读来惊心动魂的是“生死”那一节。标题是“生”“死”并重，其实触目皆“死”：“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这是死的种种名目；“‘不济，以死济之’，乃钱肃乐语；‘有死无贰’，见诸张煌言文集；‘我久办一死矣’，为陈子龙所说；‘吾此心安者死耳’，则为瞿式耜临难时言。”死已然是明末忠义的口头语。似乎人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求死。可是文人之死往往不能如山野村夫或草泽英雄引刀一快似的了断，从很大意义上说，文人之死是死给旁观者、死给历史，死给士大夫那套独具的价值系统看的。因此死岂一个“难”字了得？“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这原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话，为黄宗羲的老师也是著名忠义的刘宗周所激赏，然而现在当我坐在书房中读这段话的时候却禁不住冷汗涔涔：逃死不行，求死亦不成，舍此可还有活路或“死”路么？照此理路，天崩地陷之际，以身相殉还远不够，死前你还得掂量掂量你这是不是受“一毫求死之心”所牵引。尽管死对主体都不过意味着肉体的消灭，但在旁观者眼里却有高下之分，于是你还得选择一种死法——尽管如何去死并非当事人都能主动选择的，论者往往却忽略不计。黄宗羲在一篇文章中标示了史家记死的体例：“曰死之，曰战死，曰败没”，其高下分别是“死之者，节之也；战死者，功罪半也；败没，则直败之耳”，主动死与被动死，自主的死与非自主的死，均须仔细甄别，所谓“同一死也，差之毫厘，相去若天渊矣”。此外还有死难死易之辨，一时士风竟以死难为贵。读此类关于死难死易死之高下的哓哓不休的论辩文章，你只有学赵园感叹一句“像是与生命有仇”了。
在“死”的诸般话题中，明末士人关于“不即死”的议论最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同时也最能见出道德的血腥。张苍水起兵抗清不果，临难诗中便有“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之句。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政权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苍水也要拿他与文天祥互较高下叹其死迟了，从此足见早死与迟死在当时情境中被赋予的严重性。在这种语境中流传助人死的佳话便不足为异了：瞿式耜劝永历帝于偏安之局不可得时速死，刘宗周的弟子劝其“早自决”都被传颂一时。至于因各种原因未能即死者，如魏学濂，后虽自缢，也不能为时论所谅，即使是极力为魏氏辩诬的黄宗羲，在猜测了一堆魏不即死的理由后，也要大表遗憾向时论看齐。只有浙东史学的巨子全祖望在文集中一再婉转声称“何必死乃足重”？然而此声太过微弱，几被浓浓的道德血腥淹没殆尽。
对文人来说，一瞑不视不等于一了百了，更大的考验尤在死后。易代之际，钱谦益辈固逃不脱所视所指，即泉下之人甚至忠烈义士也难免被敲打。明亡后，处处可闻如下讥诮，“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周作人论史算是持论通达的，他在文章中也不止一处地征引前人一段笔记：“《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知堂老人以为“此语甚精”，但在我看来，这种讥评以一种现世的精明而自得，实则最为残忍苛酷最不讲理。揆诸史实，明末事之不可为，正陈子龙所说“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又岂是几个士子所能挽回？在不可为的绝境中我们责他未拼命做事难道不等于说他死得活该么？若起死难者于地下，他会不会慨叹生难死亦难而彷徨于无地？何其“忍”乎！
钱穆治史主张对古人表一种同情，对于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同情的不仅仅是他生死两难的痛苦选择，更应该同情士人注定在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那套价值系统里打转儿的困境。我们看明末士子关于“死”的种种驳难，貌似针锋相对热闹喧腾，实则都不出固有伦理的范围，一片道德的血腥处，杀人者手持那把刀，被杀者手持的仍是那把刀，这是一个宿命的悲剧。要走出这个怪圈和悲剧，基本的一条是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个体的“死”，无论其意义多么重大（所谓“意义”其实鲜非某种异己的力量所加），首先它都是一件个人的事情。窃以为这是我们迄今所忽略的，而它正是建设死亡哲学的第一步。让我们经此由“死而下学”走向“死而上学”吧。
有关《资本论》的两个话题
——对《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涉及史实的考辨
？ 许锡强
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2册第9课、新版高中语文第1册第3课），往往包含这样两点背景知识介绍——
1。马克思临死时的情况：还在写作《资本论》，“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1〕。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资本论》整理完工”〔2〕，是“《资本论》的完工者”〔3〕。
事实上，有关《资本论》的这两个话题也散见于世界历史、品德修养等多方面的著述中。但是，质诸最原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材料，却能发现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站住脚的。
一、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吗？
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这种说法究竟怎样开始流传，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那两本最权威的分别由弗兰茨·梅林撰写和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并且，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朋友，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晚年生活的最权威的见闻者和叙述人，然而在他自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书信和著作中，却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上述说法成立的材料。
疾病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最大的敌人。恩格斯在研究《资本论》手稿时就发现：“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4〕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病逝，这对马克思构成了怎样沉重的打击，没有人比恩格斯知道得更清楚了。“摩尔（马克思的外号）也死了。”他在灵床旁边对正在哭泣的爱琳娜·马克思说〔5〕。事实也真是如此。1881年12月29日，马克思开始辗转在英国的威特岛和法国、瑞士、阿尔及利亚等地疗养，直至1883年1月11日燕妮·龙格突然去世；他大女儿的猝死又给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或用他小女儿的话说，这个噩耗“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6〕。不久，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在恩格斯看来，“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概念），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7〕。（对世界的认识如此，将认识进而转化为著作存在当然更是如此！）在上述那样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下，事实上马克思在1881年10月即已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校对清样）都已无法完成，又怎么能够继续《资本论》往下几卷的写作工作？
上述判断在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致左尔格的信中可以获得印证。左尔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叙述了马克思自他夫人逝世以来的详细病情及直至临死前的状况。其中不仅没有讲到坚持写作《资本论》，反而在其后有这样一段议论：“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怎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8〕活着痛苦，死包含着一种安慰，如此等等，都指谓着马克思临死前的状况：无力继续写作《资本论》。
上述判断也在恩格斯1883年3月2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获得印证。“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9〕很显然，如果马克思临死前还在写作《资本论》，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的手稿，那末他的手稿也就不会直到他逝世之后十一天才被尼姆（即他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找到。
上述判断还在马克思“瞒着”恩格斯写作的习惯中获得印证。为什么要“瞒着”恩格斯写作呢？在1883年4月7日和8月30日分致拉甫罗夫和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有这样的解释：“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同他纠缠不休，直到同意发表为止〔10〕）。”〔11〕而马克思临死的时间即下午两点半时候，正是恩格斯去“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刻”（恩格斯自1871年移居伦敦后一般都在这时候去和马克思见面）〔12〕，“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因而也正是马克思不可能写作《资本论》的时候。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这句话。下文即将说到，这“《资本论》第三卷”有这样两种指谓：或者指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第四册）”，即现在所见的《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所说，它只有一个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写的手稿〔13〕；或者指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三卷，即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二卷（第三册）”，恩格斯在其序言中对此作的最后说明，是“可以利用的只有一个初稿，并且这个初稿也是极不完全的”〔14〕（原先在1884年1月28日致拉甫罗夫和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说“有二稿，此外，还有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15〕），——无论如何，这两者均可证明一个事实：不可能有《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放在写字台上，因为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手稿！
二、《资本论》第四卷为什么变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问世，马克思在其序言中说：“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6〕但是，马克思尚未完成这部著作就逝世了。1885年，恩格斯将马克思计划内中的“第二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又将“第三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样，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资本论》第四卷。然而，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却只有一部以《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资本论》第四卷”直接为题的著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7〕卡尔·考茨基说起。早在1889年年初，考茨基就在恩格斯的主动建议和具体指导下开始从事一部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的辨认、抄写和整理工作，领略马克思创作这部著作的思想过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又正式受托于马克思遗稿继承人爱琳娜·马克思，着手全面整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1905—1910年，由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分三册陆续出版，——为什么《资本论》第四卷要以这样的书名发表呢？
原来，《资本论》第一至三卷都是由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