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多方奔走并著文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后书稿为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所赏识并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书六千元买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为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一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道德的理想高度
？ 李 跃
据某报报道，一位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飞驰的火车车轮前捡起一分硬币，是因为硬币上有庄严的国徽，不忍其被车轮碾碎。《南方都市报》上有一篇评论，对这种乱加概念人为拔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并辛辣地嘲讽道：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将硬币掉进了阴沟里，是否就是对国徽的玷污并据此判其有罪呢？
我心有戚戚焉。长期以来，我们对待道德范畴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理性，总是无节制地将其提升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比如说，过去记者在采访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时，总不忘问上这么一句：“你在挺身而出时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了？”如果当事人回答说没想到什么，记者便会加以提示、启发，直到有了令他满意的答案为止。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我们在稍稍留意那些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时，依然能从中发现刻意为之的神化的痕迹。
先进人物当然需要宣传，值得报道，但是，整个社会自有其一套相应的道德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如果一种道德超越了其历史局限让一般人远远望尘莫及，那就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我们在宣传某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时，常常会罗列一些细节加以佐证，如某某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昏倒在岗位上；如某某家乡拍来电报，父亲或母亲病危，希望其从速赶回，我们的先进人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以工作为重留下来，自古忠孝难两全……不知为何，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作者到底要向我们灌输些什么？健康无价，生命可贵，这一份工作真的重要到连身体也不顾了吗？连请假上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主人公的这种献身精神值得钦佩，却不宜提倡。
至于为了工作，连亲人见其最后一面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则令人不止是不解，更近乎于恐怖了。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首先面对的就是亲情，它是爱之源，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又是我们与强大世界对抗时，身后那只温暖的巢。一个置亲情于不顾的人是可怕的，不爱亲人，很难指望他去真正爱别人，这样的人眼里往往只有利益。记得一则典故：古代一位皇上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要服食少女脑髓方可痊愈。于是，一位佞臣将自己的女儿杀死取出脑髓放在盘中，进献给皇上。结果当然是佞臣失宠了，一个如此残忍的人，留在身边是不是令人害怕？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样的比方太过言重了，那么我只就事论事简单提一个问题吧：这份工作是否真的他人无法替代，而使其不能分身回家尽人子之情？我们努力工作，当然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快乐，然而当其与人伦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无论如何也是悲哀的。我们并不排除因岗位特殊性等因素使上述设问成为可能，事实上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并非罕见，但问题是不要宣扬和拔高到刻意表现主人公舍小家、顾大家之英雄气概的层面上来，因为那似乎有悖人道。
我们需要反省的其实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完全从那个造神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我们应拒绝政治图腾崇拜，而更多地回到对生命、自由、尊严的关注，回归爱的本身。金庸的小说里屡有关于名教杀人的描写，我们的现实中何尝没有道德杀人的例证？
大家都给自己画像
？ 黄永厚文画作家画家对其作品，读者、观众阅读欣赏过程，都好像在给对手画像。
“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面前来了三位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好像速写画像，三人三字，每位只摊得一字，都极传神。原先说是钱钟书先生的话，把先生的慧黠和机智照映进去，这话里边又多了钱先生自己的画像，十分有趣！
但这有趣不长久，过几天就变成不那么有趣，或者说，已是十分没趣了。
题自画山水
？ 韩 羽文画朱君新建画美人图，自跋：“新建四十之后，把美人当山水画。”
辛弃疾曰：“自笑好山如好色。”把山水当美人看。
欧阳修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