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茵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海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魔凰在中原，但真正能参人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
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中，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厂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戌，四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义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土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粱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菹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毫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睹都，与洛闽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续．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肘，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白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唐代睹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没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粱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亡：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小国历史上著名的富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粱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小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冀选矣。”
经营小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大于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肘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闰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刚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儿代政权并末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霉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使一直是朱沮在北方的量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粱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面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肘，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盂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颖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是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成于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于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正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二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这一观念对秦武上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丁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
无以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人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井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彝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
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 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部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人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进入中原腹地。
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探。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人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八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人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人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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