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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人是个“寓教化于娱乐主义者”，在他眼里，什么东西都能与政治挂上钩。他说，这叶子戏始于万历末年，后来演变为马吊，这叶子或马吊取了“宋时山东群盗”四十人的姓名，便预兆着明末盗贼群起。而叶子戏改名为马吊，也是一种预兆，“马吊者，马士英、马吉翔弄权丧邦之谶也”。有一张牌叫“百子”，上面画着一位手提人头的好汉，署名阮小二，这就是“裤子裆”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时杀知识分子的预兆，而且巧的是，阮大铖的书室就叫“百子楼”。牌戏中有“顺风旗”之语，是顺治皇帝统领八旗入关之兆。有“闯百”之语，是闯王李自成之谶。有“献百”之语，为张献忠造反之征。马吊之戏的玩法是四家相斗而三家逼一家，这就预兆着关外清兵与李闯、张大胡子三家分裂明帝国。
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言论之外，戴名世也说了一些技术性的话，比如“翻青”、“翻孔”、“京斗”、“南斗”之法，就可以为麻将学提供一些历史线索。而成牌曰“湖”，正是麻将的族徽，原来在明末时，这湖竟有“飞湖”、“追湖”、“砍湖”诸法，不知今天失传了没有，而不胜无用者曰“臭湖”，则似乎还为今天的一些麻将家所沿用。
麻将在小民手里，只是赌钱和消遣的玩具，在大人先生手里，则小可以作为权钱交易的方便法门，大可以做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演习场地，但谁也没想到，麻将居然还有预言国运盛衰的功用，那一叠竹牌中就有老天爷的旨意，用时髦的话来说，其中就有宇宙的信息。所以麻将之学的深奥与广博只欠没有人挖掘，一旦挖掘，哪怕只露出金山一角，也足以让世人震惊了。
当然，“麻将学”只是这门学科的统称，如果细分起来，诸如“麻将预测学”、“麻将心理学”、“麻将哲学”、“麻将会计学”，总要分出几十门类，我想，那时总该成立个“麻将科学院”才对吧。
作家卖瓜 也可自夸？
？ 杨建民
中国的文坛高手，知人论世往往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纵横捭阖，雄焰万丈。但要他说说自家文章时，却往往遮遮掩掩，更少有自吹自擂，这大约与自谦内敛的文化传统有关。但细想想，这也是情有可原。说好说歹本来应是别人的事，自己跳出来说自己的文章，多少都有些难为情。
这些年读书，我偶尔也见到作家自评自个的话。虽数量有限，但可见作家的性情和风采。
鲁 迅：鲁迅作品累累，可直接评述自己的文字很少。在《自选集·自序》里，鲁迅说写完《呐喊》、《野草》之后，“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措辞十分收敛，既“虽然”，又“似乎”，最后一句还是批评。
较完整的自评，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是以选者身份动笔的，所以连自己的名字也一并指出：
在这里（《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这段自评较他人的研究，来得细致，譬如提到其思想和艺术之源的果戈理、尼采、安特莱夫，但对自己的超越也如实表达，特别说自己摆脱外国作家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也是相当自信的。
胡 适：胡适是一位老实的诗人，这与他的性情有关。
虽然他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有一整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从中当然可以读出他的自评。其中写道：“他（胡思永，胡适的侄儿）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在总结时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
胡适的诗，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却的确可以体会出胡适自述的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是可以称“体”，可以值得人们记忆的。
朱自清：从行文及他人记述可以清楚看出，朱自清先生是位典型的谦谦君子。要让他来说说自己的文章，实在太难。如鲁迅一样，朱自清也写过一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可是，这篇涉及新诗创作初期如胡适、周作人、康白情、冰心、宗白华以及“湖畔”四诗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甚至白采等的诗作者，却一字不提在当时诗坛颇有影响的自己，这叫人不得不有些遗憾。
但笔者还是见到一点朱自清的自评，而这有限的几句还是他人“逼”出来的。这是真的。
作家吴组缃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在回忆自己听课时，谈到这么一件事。当时朱自清讲一门“新文学研究”课：“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
由此可见，朱自清对自己文章几乎全是批评还有点反讽。这虽不是准确的文章评价，却让我们对朱自清的为人有一定的体认。
老 舍：老舍没什么对自己整个文章的评议，但于语言方面却极有心得。他在《老舍选集
· 自序》一文中颇自负地说：“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这一点读者及评论家有一致的看法。他专有一篇文章，说到《我的“话”》。其中提到自己写的剧本：“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还说：“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
对自己的几篇作品，他也略有评价。譬如说：“《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进步。”而这几部作品，在读者中评价也颇高。“至于《骆驼祥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老舍选集
· 自序》）
他说《骆驼祥子》根本谈不上技巧，也许与一般的评价不一致，但特别指出的好处——“朴素，简劲有力”（也是作者自负的地方），也许一般的评价还关注得不够。
汪曾祺：汪曾祺的小说在“文革”后开一代新风，散文亦令人叫绝。其实他自己对此也是颇觉得意，不过在一般的文字中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罢了。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册汪曾祺散文《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提示：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广告写得极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长都浮现了出来，尤其是“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用来比喻文章，极新颖，叫人惊喜不禁。
广告印出，许多人都称好。人们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汪曾祺却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我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
后来，汪曾祺虽然承认：“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但是，正因为此，我们便意外见到了作家较为真实地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并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
朱光潜：朱光潜先生是位美学家。他的作品（包括译作）几乎全是理论文章，但是令人喜读。首先是那亲切流畅的文字，一点没有一般理论著作叫人攒眉蹙额的枯燥，只顺顺畅畅读去，知识汲取了，连文字应当如何运用，也不知不觉有所领会。
当然，朱先生文字工夫达到这一步，是经过从旧文章到新文艺充分训练才获得的，这一点，朱先生在数篇文章中都有表述。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
老一辈人多是颇为谦逊的，极少自诩。朱光潜先生谈自己文章，话说到这份上，倒令我想到两句诗：胸无城府人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
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字得到许多人的喜爱，也许并不偶然。她对生活的认识有非常透彻的地方。譬如她在回答傅雷批评的《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极值得人咀嚼。
尽管从服饰到为文，张爱玲都有许多出人意外的表现，但她自己似没有在文章中评说过自己。但是，情不自禁时，她也不妨有所表露，虽然仅限于“知己”、“解人”。
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时，俩人常常论人评文。一次，胡兰成要形容张爱玲走路的姿态，但表达难能尽意，张爱玲便自己借人事来表达：“《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淹然”二字，张爱玲进一步解释：“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比喻真到位。
胡兰成问张爱玲作文时，“她答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这算是对自己文字的恰当评说吧？这种写作境界，实在不是一般人所可企及。
从这方面去体会，大约更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成为“张迷”。
余光中：余光中的文字别具一格。不久前，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九卷本《余光中集》，名为《炼石补天蔚晚霞》的“自序”这样写道：“我的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动，旗怎能飘，我当然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余光中还引了自己一部作品“后记”中的文字：“在《逍遥游》、《鬼雨》一类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实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叶，一来因为我青春正盛，万物有情；二来因为初在美国驰车，天迥地敻，逸兴遄飞……豪兴之中又难抑悲怆，发而为文，慨当以慷，遂有高速而锐敏的风格；三来那几年我对中文忽有会心，常生顿悟，幻觉手中的这枝笔可以通灵，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恕笔者浅陋，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到如此评论自己的作家。余光中既然自视甚高，干脆就说个痛快淋漓：“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
余光中所言，气冲牛斗，但考实按形，却也并非虚辞，他是有资格如是说的。
沈荩之死与英敛之办报
？ 吴永良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