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水道赛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那些马匹是那么地美丽，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父亲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你想要进入水道赛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好了。
另一则教条：事前的充分准备绝对可以让你得到回报。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安赫斯特学院读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去。我通常都是独自前往。虽然杰佛瑞领主（Lord Jeffrey）的画像大部分都是马背上的形象，但是在一九六三年时安赫斯特并没有太多学生会去赌马。在星期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到位于新罕普夏州欣斯贷尔市（Hinsdale；New Hampshire）的小型跑马场去。当巴士开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能够在将来拥有一个种着黄橙色的槭树、盖着暗红色的谷仓、围着白色围篱、放着一捆捆绿色牧草，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的农场该有多好。当我在夜晚的回程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我赢得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赢家。
敢于作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要往哪里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说的：“如果你连梦都没有，哪儿来的美梦让你成真？”
欧洲赌博之旅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母给了我一千美元作为赴欧洲旅行之用，五年前当我哥哥从西那库斯大学（Syracuse）毕业时，我父母也给了他同样一笔钱。这趟旅行是和我在安赫斯特的前任室友拉瑞·林肯（Larry Lincoln）以及他的弟弟史提夫一起去的。我计划了一个长达十一周、从六月中一直玩到八月底的行程。父母认为这趟行程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年秋天开始哥伦比亚商学研究所的课程前去吸收一些欧陆文化。
当拉瑞和史提夫在博物馆和大教堂游览之际，我却是在各大赌场痛快的赌钱。这些赌场都是相当古老而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有着拱形的屋顶、水晶的吊灯、天鹅绒的厚窗帘，而里面的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打着领带。我最喜欢的赌场位于法国的笛翁（Divone）。当我们停留在日内瓦时，我开着拉瑞和史提夫的老爸要他们买了带回美国的宾士轿车，穿过瑞士的边界，前往笛翁。
我记得当我们要通过边界时，我拿出护照以及驾驶执照。边界的守卫问我：“先生，你们准备到法国做什么呀？”
“我要好好赌几把。”我回答。
“啊！那祝你好运啦！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不了太多，谁叫我的法语实在不怎么灵光。
我从远处看到了灯光，然后开着那部宾士轿车停在赌场的前面，觉得自己好像“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电影里的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七系列的主角）。像庞德一样，我使用复杂的级数系统来赌轮盘。我等着轮盘出现连续四或五次黑色，四或五次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情形。我会站在桌旁把轮盘的结果登记下来。我并不认为轮盘赌博里的轮盘结果是完全随机的，或者每个颜色出现的机率是一定的。我要建立一个系统。在我能从中找出一种规律之前，我不喜欢做任何决定。谁知道哪天晚上会不会有哪部轮盘机出现偏差呢？
我在欧洲待了十天之后，赚到的钱已经比花的钱还要多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我开始希望能从赌博当中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在假期结束时能够把父母给我的一千美元还给他们。我想这真是个棒极了的主意。
在我们停留在欧洲大陆的这段期间中，我一直都处于持续获利的状况下，但是当我们到达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伦敦时，我太急着要进赌场玩，竟然连一点休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在赌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像你在参加赛跑时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体能调整到最佳状况的话，你注定要输。但是当我们从盖特维克（Gatwick）上岸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所能找得到的第一家赌场去。
那时是晚上稍早的时刻，大约在八点或九点左右，当我找到一家赌场时，那个地方几乎像是荒废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伦敦地区的赌场都是要很晚才开始营业。我想去玩骰子，我想和其他玩家赌，但是现场并没有其他的赌客可以一起玩。所以我决定要掷骰子和自己对赌。我自己曾设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限制自己不能让同一个玩家连续赢我两次，如果这种状况发生时，我就会收手，等待下一个玩家出现再上场。但是在这里，下一个玩家就是我自己。我当时一定是神智不清了，在对手是自己的状况下连赢了七场。“太厉害了！”赌场经理赞叹地说：“我不相信有人能掷得像你一样好。”
当天晚上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写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从这个学费高昂的一课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希望从财务观点上来看，我所学到的能比我所付出的代价来得高。今天晚上，我赌输了四百美元，这对一个年纪比我大的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字，对一个刚满二十二岁而且没工作的人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在情绪仍未平复的状况下写下这篇日记，或许更该说我现在感到很冷，因为今天晚上我所学到的事情，应该让我据此而设下一些在余生当中都不可以打破的戒条：
（1）绝不再用太大的金额下注赌博。靠自己努力工作来赚钱，再也不要妄想去捞那种不劳而获的钱，因为世界上根本没这么好的事。
（2）绝不在度假期间做大金额的赌博。如果忍不住要赌的话，也只能拿一些小钱来赌，而且如果缺乏自我戒律的话，就不要带太多钱出门。事实上，只该带你输得起的钱去赌场，而这笔钱的金额也应该非常小。
（3）拿大把票投入赌场或是赛马场是件很荒唐的事。以后只要拿小小的赌资去赌一下职业比赛的结果就好了。
今天晚上学到的教训将在日后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那时就可以证明今晚付出的代价，如果换来的是我下半辈子能够记取教训的话，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该是让自己跳出这种疯狂行径的时候了，我该回到从前相信努力工作才是追求成功和快乐的信念当中。我只应该从具生产性的成就当中得到满足。我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学到这一课。
为了帮助我消除个性中的弱点，我认为必须在就读研究所期间加倍用功，以减清这种好赌的习性。
当然，我写的这些都是狗屁。我才不想放弃赌博呢！第二天我就重回赌桌旁了。而且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也赢回不少先前输掉的钱，只不过最后剩下的钱并不够还给我的爸妈就是了。
不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就坚持到底吧！
拉斯维加斯
瑞奇（Ricky G）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在一九七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商学研究所毕业并且开始为昆恩·劳伯（Kuhn Loeb）公司工作。我也从位于纽海文的陆战队机动运输补给部，调到位于布鲁克林的俄罗斯侦察部，担任后备军官的职务，平日照常上班，定期回部队去开会或是接受训练。瑞奇是我所属单位中的一名征召人员。他是像美国短篇作家蓝扬（Runyon）那种类型的人，简直可说是嗜赌成性。由于当时在布鲁克林实在没有什么俄罗斯人好调查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空闲的时间用来玩牌，并且讨论有关赌博的话题。
当我们在执行为期两周，位于加州潘达顿（Pendleton）的训练任务时，有一整个周末没事做，瑞奇就对我说：“嘿，中尉，你想要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从来没去过拉斯维加斯，所以我很自然回答他说：“Conyetchna；duroch！”
“你说什么？”
“Conyetchna；duroch！翻译过来就是：‘当然好啦，你这个傻瓜！’。”
很自然地，我单位中大部分的征召人员都和我一起开车到洛杉矶，然后搭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了。那时是八月初，天气仍然十分炎热，而且沙漠中仍然不时会吹起沙暴。我们像小猫一样被塞在一个像烘干机似的小飞机上，驾驶员甚至不确定我们到底能否顺利降落。他总共试了三次才顺利把飞机降落下来。我当时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机毁人亡呢！当我们终于走进沙城饭店时，我看到了吃角子老虎、牌桌、饮料、食物、招待小姐以及各种赌戏，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成为一个重获新生的赌徒似的。
我们住进饭店，服务生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小伙子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服务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服务，只要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我还没有打几通电话要求服务，拉斯维加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地方了。我下楼赌博、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服务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度下楼，继续赌博。对于一个有良好工作的单身汉来说，拉斯维加斯简直就是天堂。
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拉斯维加斯去玩一趟。我曾经因为和西岸的一些公司来往密切而发展出一个旅游路线。在星期三的晚上，我曾从纽约飞到盐湖城，然后在周四整天和位于盐湖城的公司会谈。周四傍晚，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凯撒宫饭店，然后整夜赌博。星期五早晨，飞到凤凰城去拜访几家公司，然后在星期五的傍晚又回到凯撒宫去。我整个周末都在赌桌上度过，最后在星期日晚上红着双眼回到纽约。星期一的早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公司访谈报告，并吹嘘我在赌桌上的战果。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维加斯。
水道赛马场
那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瑞奇要我帮他鉴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Carmine）。我告诉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担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杨克斯（Yonkers）的阿瓜维特（Aqua Vitae）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总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总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还不停地回头张望。我想我大概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不一会儿的功夫卡迈因已经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话就是“五分钱”，而一百美元的赌注则是以“一毛钱”来代表。他给了我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提，你需要一个代号。瑞奇有时候会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们就叫你槭树（Maple）好了，代表槭（枫）糖浆。”
马提·舒华兹，又名槭糖浆。我喜欢这个主意，所以槭树就成了我的代号。我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门找一具公共电话，拉高我的衣领并且压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槭树，”我会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五分钱（五百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来藏钱。所有赌徒都有他们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研究所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目标，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所显露出来的讽刺意味。
“槭树”在体育活动方面赌得还算是蛮顺利的，但是在篮球季中，他有那么一点失去控制。如果槭树在那个时候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就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只要槭树的社交状况变得愈糟，他就愈会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时，他不但没有任何稳定的异性关系，同时也正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中。
我曾经在佛蒙州的糖枫林（Sugarbush；Vermont）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办法因而和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在二月初时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二千美元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某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开着小轿车上山到那个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我在那周稍早时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开会。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一种出现时赢钱，你有机会以五百美元赚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的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会赢曼菲斯三·五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车在山路里绕来绕去，调整收音机，想要调出最清楚的收讯，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冻得不得了，收音机也被静电严重干扰，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能赢四分，我就能够脱离困境，大赚一票。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落后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分，听来似乎都不大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维尔有没有后来居上。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唱诗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