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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感到怀疑：一个在佛教和神学危机成为饭桌上常谈话题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子，怎么会那么晚才认识到自己的危机，而且当危机到来时，又怎么会手足无措？不管怎样，认为她怀孕是不可能的；仅仅这么想就是对格拉斯一家精妙、幽雅气氛的一种亵渎。
塞林格对这7个小孩描述得越多，他们就越在不可思议的美貌和智慧中让人无法区别。他对弗兰尼是这样描述的，“她的皮肤十分漂亮，长相端庄，轮廓分明。她的眼睛和卓依的一样蓝得让人心颤，但两眼分得很开，作为女孩子，无疑应该这样。”至于卓依，作者向我们保证，“他记忆能力超群，只要他认真听过，看过的东西，他能马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这种写作目的肯定不是想使虚幻的人物显得特殊，而是要读者对他们在嫉妒的同时，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弗兰尼》中的故事情节，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影子；但在《卓依》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作者满怀激情着力描写的细节只是让我们感到愈加不真实。当卓依对弗兰尼说“是的，我有一个溃疡。这是印度教中的黑暗时代，希腊神话中的黑铁时代”时，读者不禁会对所谓的“黑暗时代”感到怀疑，对“黑铁时代”的阐述，使读者感觉一个演讲者代替了作家在说话。而且，格拉斯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流于琐碎，就像直白的电视剧；当然，格拉斯们谴责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俯就，最终原谅它。但是这种谴责显得琐碎而小气，而使屈尊失去了风度。
以上的评论可能过于尖刻，但在塞林格以后的文章里也说明他察觉到自己在写作风格上的问题，而且抢先作了自我批评。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我感到一种危机，我觉得迟早我会陷入自己的写作模式、语气风格和矫饰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最终将会被它吞噬。但是总的来说我目前仍对自己抱有希望。”我得说，我很高兴他还抱有希望，我在这里代表与我有同感的人承认——塞林格通过其作品对这个世界所作的微妙的揭示，使我们颇受启发。我期待着他会照此做下去。
塞林格所描绘的格拉斯一家确实包含了过多的虚构成分，但除去这些不足后，我们仍得承认其拒绝满足，勇于在写作中冒险的精神。正是这一特质使艺术家与供消遣的写作者相区别，而且正是这些敢于探险的艺术家们代表了我们的求索精神。
（约翰·厄普代克，l961年9月17日）
我们周围的毒——《沉默的春天》，雷切尔·卡森着
毒害他人者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控制”各种昆虫，真菌，草类植物，今天的人们正在很大规模上被毒害着，这是连那名声不好的博尔基亚家族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吃的或喝的几乎所有东西中，都残留有致癌化学物质。
持续进行目前这些使用有毒化学物品的项目，不久将会灭绝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还有人。这是雷切尔·卡森在她的一本发人深思的新书《沉默的春天》里所声称的。
《沉默的春天》只在一个方面同卡森小姐的早期作品相似（包括《海风吹拂下》、《我们周围的海洋》、《大海的边缘》）。在这本书中，她又一次，用精确的但在写作中很流行的叙事手法，关注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她的书中大声疾呼，读者公众们应帮助减少私人的和公共的那些通过使用有毒物品而总有一天会毁灭地球上的生命的种种计划。
她敦促说：了解真相并对情况采取些措施。为了确保人们了解真相，她提供了55页的参考材料来叙述和记录它们。她的目的就是要震聋发聩，引起人们的反应。她对这些隐伏的毒物的恐惧，远远大于核战争的放射性残骸所带来的恐惧。这些毒物通过喷洒或以粉未状或通过食品扩散。卡森小姐以先知以赛亚的狂热，竭力保护自然和人类免受化学杀虫剂的毒害。当时任国家奥杜邦协会主席的约翰·H·贝克尔在1958年将这种化学杀虫剂称为“对地球上生命的最大威胁”。
卡尔森小姐对当前情景的描述是悲观的。不是没有一丝儿希望——至少仍然还不是。但是她呼吁，应迅速改变“我们扭曲的和谐感”，高智商的人类怎么会为了去控制些许不需要的物种而采用污染我们整个环境并且甚至于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危险的手段呢 ？“有史以来第一次，”她写道，“每个生命从有思想时开始一直到死注定要与危险的化学物品打交道。
无论老少，这些化学物质现在正贮存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体当中。它们出现在母乳中，有可能会出现在未出生的孩子的血管中。“
阿尔伯特·舒维尔兹曾经说过：“人几乎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创造是魔鬼。”而《沉默的春天》将提醒人们，几年前他们在感恩节时不吃越橘沙司，也不会冒险去吃被致癌化学品污梁的草莓。这种化学品是被有些种植者在越橘种植园中用作除草剂时误用的。
“如果《权利法案》中没有保证每个公民享有不受私人的或公共的扩散的致死毒药危害的权利，那绝对是因为我们的先父们，尽管足智多谋，深谋远虑，也想象不出这种问题，”卡尔森小姐写道。
（洛如斯与玛格瑞·米林，1962年9月23日）
一群病态的人——《V》，托马斯·品钦着
战后，许多作家已经发展出美国小说的一个新概念，其原型可称之为美国流浪汉小说。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有索尔·贝娄和他的《基·玛其历险记》，杰克·凯鲁亚克及其《在路上》，约瑟夫·海勒和他的《第22条军规》，克兰西·西格尔及其小说《逝》，还有哈里·马修，1962年写出了一部被大多数人忽视但却才华横溢的《皈依》。“流浪汉的”一词蕴含的意义揭示了这类小说的特色——人物的行动和社会政治附属关系全然无关，因此他们都散漫不羁，更重要的是没有信仰。
这类小说，无一例外地都很长、里面全是怪僻的、脱离常轨的、奇特的人物，名字也滑稽（因此可以被记住），通常都由一系列怪异的历险或由些中心人物始而参与、继而被请出，并被忽然抛进另外一个情节的章节组成。
小说常常含有一个寻求的情节，由此得以使中心人物不停止活动。
对于作者而言，流浪式小说的形式很方便：他可以将手头上的短篇小说串到一起（出版商不大愿意出版短篇小说集，这似乎意味着这种文学形式只是一种补偿）。进而言之——因只顾构思精巧，不以表现现实为务——作家也冒得起险，他可以走极端，甚至使小说变得冗长，因为他知道在一部很长的小说里，可疑的价值观念受到滥用是会被原谅的。作者可以开他喜欢的玩笑，插入一首歌，一段幻想，或是自己的一首诗，显示诸如物理学、天文学、艺术、爵士乐以及鼻子整形术和纽约下水道里的生物等等方面的精通的知识。这些都是最近刚出版的这种文学形式的一部力作当中囊括的许多问题，这部充满了骚动和才气的小说于本月出版，作者叫托马斯·品钦，他称自己的作品为《V》。
《V》有两个主要人物。其一是笨泥·渎神——他在纽约到处游荡，在海军服役，又当了一段修路工人。渎神生于1932年，充满了悲观情绪，他在小说中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Schlemihlhood”——即甘愿作一个受害者，受周围情况摆布而无所作为的状态——更加完善。他情愿处于危险中。的确，有一次在一家台球室的喧嚣声中有个8号球（标有“8”号字的黑球，把这球先打进袋里就全盘算输——译注）向他滚来，直直地盯着躺在地上的他。他的朋友被称为一群病态的人，他们都对社会不满，以致有人认为“那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你可以说好的。”其中最典型的是那个逡巡的艺术家石板，石板自称是患有紧张症的表现主义者。
和渎神形成对比的是位年轻的冒险家思汤洒。他从不被动，而是主动出击，他为自行规定的一项义务所驱使，毫无乐趣地去认真履行——他要发现某个女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V的真实涵义，这个女人出在他那在英国外交部门供职、死于马耳他附近海域的风暴的父亲所写的日记里。对V的寻求由许多精彩的倒叙构成了一个谜，成为统一小说的因素——这部小说是一卷历史和人物的精彩的全景画面。V首先作为一个女孩出现在世纪初叶的开罗街头，接着又以不同的名字和身份重新出现在翡冷翠、巴黎、马耳他、南非的街头，而且总是在冲突和暴乱的时候。最后她又伪装成摩尼教的法师，在二战中的马耳他被压在一根空袭后落下的横梁下，最终被一群孩子肢解。
V的身份，她的种种伪装的涵义，都引起人无尽的猜想。不论V最终是否仍然会令人不解，让人记住的都是品钦优异的才能——他富有朝气和想象的风格、健康的幽默、无穷无尽的信息（人们怀疑他能在两周内赶出一本过得去的年鉴），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感觉、利用这些天才的能力并使之互相平衡。是的，在一部像希乐尼莫恩·搏食的三联画一样复杂且变化多端的作品里有些章节显得乏味——作者将自己大谜语的各个片断挪来挪去，却没取得什么效果。但这些滥用权力的地方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品钦才二十几岁。他在墨西哥城写作——一位隐士。要想进一步了解他很难。但目前至少有一个证据——这部称作《V》的处女作——它表明，无论他的情况怎样，无论他在哪里写作，总有一位前途无量的作家在写作。
（乔治·普林普顿，l963年4月21日）
非同寻常的罪犯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
汉娜·阿伦特着
阿道夫·艾希曼——希特勒实行其灭绝在欧洲的犹太人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于1962年5月31日被绞死。然而在这部书里我们却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艾希曼。我们看到他精力充沛，在书中高视阔步，他穿着发亮的黑色皮靴走进欧洲各处的政府、军队和外交机构。我们跟着他——他的加了装饰的帽子角度分明地戴在头上——走进旅馆，集中营，火车，人口屠宰场，军装上纤尘不染——照艾希曼的话说，显然汉娜·阿伦特也同意他的自吹自擂——良心上也同样纤尘不染。
阿道夫·艾希曼的良心：就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作者为《纽约客》描述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发表在这家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有如掠过湖面的一阵强风激起了强烈争议。这部书随这些文章之后而来，仿佛风起之后的一阵劲凤，很可能会引起人的深刻的反思：艾希曼不是普普通通的罪犯，他的暴行不是普通的巡回法庭可以审理得了的。
读者中会有人会奇怪，阿伦特小姐何以在出席了艾希曼的审判、研究了令人棘手的材料和记录之后宣称——正像她在这部书中所郑重宣称的那样——艾希曼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当他加入纳粹党时，他并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盖世太保在巴勒斯坦移民中为犹太人提供了帮助；希姆莱也有其怜悯之心；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计划源于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总而言之，艾希曼是一个谦逊的人。
阿伦特小姐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艾希曼的良心。她告诉我们，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就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知”。当一个成年人用硬塞糖果给一个小男孩去引诱他走进毒气室死亡时，人的良知仍需要被唤醒，并被告知这样做是不道德的，那么他的良知该是处于一种何其深的睡眠状态啊！
作者相信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错判了罪，她的轻信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她居然引用了艾希曼的声明：“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她同情艾希曼，悲叹道：“哎、没有人相信他。”难道人们应该为对艾希曼爱犹太人这一提法感到惊诧而受到责备吗·在战争结束时，艾希曼曾狂叫：“当我走进坟墓时，我会因为杀死了500万犹太人而大笑。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快感。”
在这里，阿伦特小姐又不顾艾希曼自己的声明而为他辩护说，相信他亲自杀了500万犹太人是“荒谬”的。然而，他的罪行不在于亲自实施屠杀。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做了具体说明：“依我们看来，把受害者送往地狱的法律和道德的责任，不比他亲自实施死亡的责任小，可能甚至更大。”艾希曼执行了冷酷的，将人类的一部剪除的、残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的灭绝计划。
艾希曼把他的受害者们集中到城市里、村庄里或是一块大陆的偏远的角落里；艾希曼把他们像鲱鱼一样地挤挤地塞进闷罐车厢里；艾希曼用一只手拧开煤气，最终将他们杀死。
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对野蛮屠杀的场面视而不见，对妇女和孩子们面对朝他们袭来的死亡的飓风而发出的惊恐的呼喊充耳不闻，那么他或她也许会认为这部书中的某些部分有些怪诞。比如说，阿伦特小姐说艾希曼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帮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而耶路撒冷的地方法庭所提供的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早在1937年11月，艾希曼在完成在中东的间谍之行后报告说，作为“德国避免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的政策”，移民犹太人至巴勒斯坦的计划是“完全不可行的”。
阿伦特小姐说，艾希曼“下令屠杀”犹太人的唯一的一次是在1941年秋天，他“建议枪杀”8，000名塞尔维亚的犹太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匈牙利执行“艾希曼特别行动计划”时，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用147列封闭货车向奥斯维辛共运输了43，4351名犹太人。在奥斯维辛，毒气室开足马力宰杀这些犹太人。这43，4351名犹太人是艾希曼下令屠杀的。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