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宗教史- 第23部分

思想家伯阳甫首先提出自然界的现象如地震仅仅是阴阳二气“失序”的结果，　

并非神的安排，从而把天道解释为自然的规律（参见《国语·周语·上》）。　

越国范蠡曾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下》）。晋国　

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此意即日月运行是天之常道，君臣的地位变化是人间事务的规律，天道与人　

事并无必然联系。公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宋国发现陨石与六支鸟倒飞，　

有人认为此象反常，兆国家之灾难。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事，非吉凶所　

生也，吉凶由人”　（《左传·僖公十六年》），他公开说明了自然现象与人　

事吉凶没有关系。鲁国闵子马也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左传·襄　

公二十三年》），即福祸乃人间之事，与天无关。鲁僖公二十一年鲁国大旱，　

僖公为减除旱灾，欲将宗教神职人员烧烤，以祭天求雨，鲁大夫臧文仲说，　

这并不能消除旱灾，应组织抗旱，厉行节约，互通有无才可能解决旱灾　（参　

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在“天人分离”思想产生的同时，一些思想　

家又提出了与“重天”相对立的“重民”思想。他们对人间的吉凶福祸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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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那里寻找根据，也不把“天”视为决定性因素，而是转向现实的人　

的因素，认为人重于天，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　

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在这里他把人视为主要因素，　

而神是属于第二位的，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把重民还是重神视为判断一个国家兴衰的　

根据，如听命于鬼神，必然亡国。他还更明确地说神“依人而行”（《左传·昭　

公十八年》），体现了典型的重民思想。这些思想家虽然并未完全否定“天”　

及“天命”的作用，但对周代国家宗教所敬仰的“天”的绝对权威是个极大　

的冲击。将它改造为人事重于天命，对天的信仰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此基　

础上前进一步，便会产生无神论思想的萌芽。　

　　　　　著名军事家孙武表达了当时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明君贤将所以能克敌　

制胜，不是求鬼神善占卜，而是善于用人，了解敌情（《孙子兵法·用间》），　

在其著作中亦谈到“天”，“知彼知已，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孙子兵法·地形》），并对此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　

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兵法·计篇，》），这说明其天为自　

然之天，而非最高主宰。　

　　　　　这一历史时期的疑天、怨天、恨天思想与天人分离、重民乃至无神论思　

想的萌芽的产生，导致对最高神“天”的信仰的动摇。国家宗教一统天下的　

瓦解，新思潮不断涌现，从而在宗教领域内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诸　

子百家在批判继承周代国家宗教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宗教观，为后世宗　

教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3。儒家人本主义的宗教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宗教观，以儒家影响最大，特别是在汉武帝时　

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中国的宗教思想的发展与影响至深至远。　

孔子为儒家之首，但在他之前已有儒者，他们从周人国家宗教中的神职人员　

　卜、史、宗、祝中分化而来。在春秋时代，由于国家宗教的动摇，他们已失　

去以前的尊贵地位，流落民间，为富贵之家治丧持礼。但孔子除熟悉周礼外，　

还私人办学，广招弟子，并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哲学、政治、伦理、教育与　

宗教的观点。此后凡追随孔门之道者均称为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　

者除孔子之外，还有孟子、荀子。　

　　　　　　（1）孔子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孔子　（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　（今山　

东曲阜南）人。其祖先原为宋国贵族，后迁至鲁。鲁国为周公的封地，具有　

使用天子礼仪的特权，各种宗教官职、典籍与乐器齐备。至孔子时代，其家　

境已败落。“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他在青年时代以儒为业，为　

人办丧持礼。但他不满足于此，尚尽心研究历史、典籍，关心国家大事，提　

出自己的理论，并与当时诸侯混战、社会不安定的形势相联系，提出其以“仁”　

　“礼”为中心、“仁里礼表”的治国主张，其中也表达了其宗教观。　

　　　　　春秋时代，各家对周代国家宗教争论的问题，集中于三点。第一，以最　

高神“天”为首的天神、地祇、人鬼系统是否存在？第二，彼岸世界的具体　

情况如何？包括人死后的情况如何？第三，天是否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　

高主宰而影响着人类社会、国运与人的命运，亦即是否承认天命？以及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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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待与探知天命？在此问题上孔子批判继承了一些固有的国家宗教的观　

念，并发展了淡化彼岸世界而重人世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孔子在理论上承认最高神“天”的存在与天的意志，即天命。他曾说：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死　

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这说明孔子认为天具有决定人类　

命运的最高意志与能力，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孔子的最高神天与天命具有　

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天的哲理化。孔子解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　

言哉？”（《论语·阳货》），这显然是把天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他又　

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在此他又把人世间的国运　

与人运归之于天命，从而概括了一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高主宰的哲理性的　

天，这也是对未知世界神秘化的必然结果。　

　　　　　其二，对彼岸世界的不可知论。孔子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概括出了最　

高神“天”，承认它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与命运之神，但他对彼岸世界以及鬼　

神系统采取了淡化态度与不可知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　

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在此他对彼岸世界采取了避　

而不谈的态度，但明确表达了重人事的人本主义宗教思想，其宗教观的重点　

在于现实世界。　

　　　　　第三，人可知天命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重视天命，认为天命决定了人　

生的贫富贵贱，事业成败。但他对中国宗教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认为人可以　

掌握与探知天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在　

此提出人只要通过学习、修身即可了解天命，而学习与修身之根本在于“仁”，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天虽然决定着人的命运，但只　

要对人间之事以“仁”为原则便可知天命，孔子的“仁”观的内容相当复杂，　

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宗教伦理方面的内容是恕道，　

具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仁者应爱人”。如果人们能关心　

他人，以爱心进行修身养性，便可了解自己的命运。天命是神秘的，但可通　

过个人的思想行为而探知这一秘密，知晓一个人今生的寿命与事业。这是人　

本主义在其宗教观上的体现。此点在某种角度上颇似基督教的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事业有成以及道德完善，便可知上帝的最高　

决定，了解自己的命运。　

　　　　　这几个特点说明孔子重视现实社会，对无法探知的鬼神世界的具体问题　

保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他对现实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特别重视，亦是“仁”　

的主要内容，而对“仁”的学习与实践则是知天命的钥匙，从而奠定了儒家　

宗教观的基础。　

　　　　　孔子虽然不重视彼岸世界，但却重视“礼”治，一切以周礼为准，大力　

提倡祭祀。他认为祭祀非常重要，他所立者是“民、食、丧、祭”（《论语·尧　

曰》）。人生除以食为重外，其次便是丧祭。孔子祭祀的标准是周礼。“子　

贡欲去告朔之　（xi，音希，生牲之意）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　

其礼”　（《论语·八佾》）。孔子在此把祭祀的形式提高到是否符合周礼的　

高度，说明他对礼的重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他一方面避而不谈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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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鬼神系统，却又大谈丧葬与祀神的礼仪。据史学家研究，这与孔子政　

治上的保守主义有关。他在政治上极力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周礼，因　

为周礼是以奴隶制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仪，坚持周礼就意味着力图挽救周代　

的宗法制度，因而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但孔子为自圆其说，提出了“务　

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其意为对鬼神应　

尊敬与虔诚地举行祭祀就可以了，不必考虑其它。他还说：“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论语·八佾》），这表现了孔子重　

人生、重现实世界的思想，祭祀是对祖先的怀念，使人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祭神祭祖是为了活人精神上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宗教观。　

　　　　　孔子的人本主义与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吸引人们重视现实社会与人　

生的价值，尽管他承认天与天命，但人只要学习与作到“仁”，便可知天命，　

使儒学脱离了传统的宗教，打破了西周宗教大一统的地位，哲学与政治学开　

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敬鬼神、重视祭祀礼仪的态度则促使传统宗教向　

礼仪化的方向发展。周代的国家宗教虽然经春秋战国时期对天的信仰发生动　

摇，但并未烟消云散，经儒家的改造，天的观念、敬天祭祖的传统，在中国　

延续了两千余年。此外，孔子对彼岸世界的淡化，使儒学得以长期保持理性　

思考，注意现实社会的治国安邦之道，并抵制迷信与巫术活动，这些观念对　

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影响深远。此后，在中国历史上　

从无一种宗教成为国教，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敬鬼神而远之。　



　　　　　　（2）孟子内省式的天命观　

　　　　　孟子　（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县）人。　

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仅低于孔子，号称“亚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本主　

义宗教观，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对宗教的态度，并加以发展。　

　　　　　孟子和孔子一样肯定天及天命的存在，天决定国运与人的命运，人不能　

违背天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他认为天是一种永　

恒的规律，但人可以探索和认识。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　

之道也”　（《孟子·离娄》）。他还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致者，命也”　（《孟子·万章上》）。在这里孟子把一切不依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现象称之为天命，具有浓厚的哲学气息，而与传统的天已大为不同。同　

时，在事业上，他更加强调人自身的努力奋斗，他说：“君子创业垂统，为　

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　

王下》）。此意为天虽然最终决定人的事业的成功，但人不能消极等待，而　

应努力奋斗，把个人应作的事情作园满。此后这一思想便逐渐强化为尽人事、　

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为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的一种生活哲学。　

　　　　　孟子对儒家宗教观的重要发展上提出了内向式的天命观，孔子将天及天　

命观视为一种外在的神秘力量，孟子则主张内省式的天命观，“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孟子主张性善论，即　

人的天性原本是善良的，尽心即人们只要能够探求，扩充自己的善心，就能　

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生来即有称为“四端”的美德（仁、义、礼、　

智），人如认识到这些美德不是外在力量强加于人的，而是人们心中所固有　

的，便认识到“天”了。总之，孟子认为人只要发掘与扩大自己内心固有的　

　“善端”，便知自己的善性，也就会知天与天命。这就是说人心即天命，天　

在我心中，人通过心中的内省，便掌握了天命，天与天命在人内心中合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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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对天的神秘性有所降低，而主要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既坚持了孔子的　

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又保持了冷静的思考。同时孟子对宗教活动与礼仪亦　

予以肯定，使传统宗教沿着重礼仪化的方向发展。孟子的宗教思想对后世儒　

家的影响很大，他们中的多数持守此道。　



　　　　　　（3）荀子的神道设教观　

　　　　　荀子　（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　

继承了儒家淡化彼岸世界、重视现实社会的人本主义宗教观，并批判地吸收　

了道家的自然无为的天道观，从自然的角度解释天及天命，大力抨击迷信活　

动，具有无神论思想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