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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反思的独创性，以及由此为什么这一哲学对摩登时代的精神和智力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把非现实的梦魔作为一种将所有尘世的东西浸入意识河流及其过程之下的手段。通过反思，在意识中发现的〃看见的树〃不再是视觉看见和触摸的树，一个其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可辨认的自身体形的实体。通过在同一水平上被处理成一种仅仅是可记忆的意识的对象或完全是一种想像的东西，它成了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成了意识（即人们把它当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的一部分。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把客观现实溶解为主观状况或溶解为主观的思想过程更好地准备我们的思想，以最终将质量溶解为能量，把物体溶解为原子活动的旋转了。其次，这与摩登时代的最初阶段更相关。笛卡尔在一般怀疑中取得确定性的方法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这一明显结论最相符：当一些东西产生和暴露时，虽然人不能知道其真相，但他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确，这成了摩登时代最一般的态度，也是最被接受的态度。这一定论，而不是它潜在的怀疑，在三百多年时间里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进入了一种日益加速的发现和发展的步伐。
笛卡尔的推理完全建立在〃这一绝对的假设上，即头脑只知道其本身产生、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在自身内的东西〃。因此，它的最高理想必然是数学知识（正如摩登时代知道的那样），即不是产生于头脑之外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头脑产生的形式，在这一特定状况中，它甚至除了自己，不需要物体感觉的刺激，或确切地说，物体感觉的激怒。这一理论当然就是怀特海德称之的〃静修中的常识的产物〃，因为常识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与世界关系无关的内在本能，所有其他的感觉加上其最亲近的私下感觉，曾一度借助它被置入了一个公共世界，正如视觉将人置入一个看得见的世界一样。这一感觉现在被称为是共同的，其原因在于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人们现在所共有的东西不是世界，而是他们思想的结构。严格说来，这一点他们是不能共有的，他们的推理本能才是每个人都相同的。因二加二等于几这一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给出一个答案：四。这一事实是常识推理的一个极好例子。
理性在笛卡尔和霍布斯那里都成了一种推演和断定本能的〃计算结果〃，即成了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自己放松的过程。这个人的想法就仍停留在数学方面而言再也不视〃2＋2=4〃为一种等式，在这一等式中，平衡的两边处在一个自我明显的和谐中，而是把这一等式理解为一种过程的表达，在这一过程中，2＋2=4是为了产生一个加的进一步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导致无穷大。摩登时代把这种本能称作常识推理，它是头脑的自我运转。当外界的一切向头脑关闭而只剩下〃感觉〃本身时，这种运转就开始进行了。这一运转的结果是一些吸引人的〃真理〃，因为一个人的头脑的结构据说就像其体形一样，与另一人的头脑结构没什么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智力的不同，这一智力就像马力一样可以加以测试和衡量。这里，把人看作是一种动物原理的传统定义具有极大的精确性：剥夺了感官，通过它，人的五个动物感官适应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世界，人类的确成了能够推理、〃计算结果〃的动物。
阿基米德支点发现中固有的困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地球外的支点是由与地球相连的人发现的，当他试图将他的宇宙世界观用于其实际的环境时，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仅不同、而且颠倒混乱的世界里。笛卡尔对这一困惑的解决是将阿基米德支点移入人的自身，因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参照点去选择人类思想本身的结构（它在数学公式也是它自身的产物的框架中使自己确信现实和确定性）。在这里，人所共知的数学的简化允许取代一种数学等式系统感觉k给予的东西，在那里，所有真实的关系都分解成了人造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正是这一取代，才允许现代科学完成它的〃生产它希望观察的现象和物体的任务〃，其假设是上帝和邪恶的幽灵都不能改变2＋2=4的事实。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40．思想与现代世界观
笛卡尔将阿基米德支点移入人的头脑，虽然可以这样说它能使人不管去哪里都携带着它，因而摆脱了现状对自己的制约，从作为地球居民的存在的人类条件中解放了出来，但这一移入也许从未像宇宙怀疑（它产生于这一怀疑，并打算消除这一怀疑）一样令人信服。今天，不管怎样，我们在处在其最伟大的胜利中的自然科学面对的困惑中，发现了从摩登时代一开始就搅得哲学家心神不宁的相同的梦魔。这一梦魔出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数学等式，例如质量和能量等式，最初只旨在保全一种现象，与一种可以对它加以不同解释的可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正如托勒密和哥白尼体系最初只是在单纯性和和谐性中不同一样，实际上有助于从质量到能量以及从能量到质量的真正转换，这样，数学上的〃转换〃在任何一个与现实转换性相应的等式中都是固有的。这一梦魔也出现在这样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中，即非欧几里得数学系统在获得爱因斯坦理论中的令人惊讶的有效性之前，人们发现它并未对适用性甚至实证意义作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更大的困境在于这一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运用的可能性必须对所有东西都有效，甚至是最遥远的纯数学建构。〃如果说这一点是真实的，即整个宇宙，或确切地说，任何一些完全不同的宇宙将成长为一种存在，并〃证实〃人类头脑勾画的不管什么样的整体结构，那么人目前确实在重申〃在纯数学和物理、思想和物质、人和宇宙之间以前建立的和谐〃中欢欣鼓舞。但是，防止这一怀疑是很难的，即这一数学上预先设想的世界或许是个梦想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产生的每一个带有梦想的观点都具有现实的特征，只要这个梦在继续。当他必须发现无穷小（即原子中的活动和变化）遵循无穷大（即行星系）中的规律和规则时，他就会加深地的怀疑。这一点看来表明的是，如果我们从天文学的观点来探索自然，那么我们接受一个行星系，而如果我们从地球的观点来探讨宇宙问题，那么我们接受的是地心说的地球系。
不管怎样，不管在哪里，即便有工具辅助，我们都试图把现象提升到所有的感官经历之上，以取得存在的最终秘密，根据我们的物质世界观，它是如此秘密，以致它从不出现，并仍然如此威力巨大地产生着所有现象，我们发现一些相同的结构统治了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我们接受相同的工具读数。这里，我们再次暂时在重新发现宇宙的统一中欢欣鼓舞。只有成为这一怀疑的牺牲品我们发现的东西可能与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都毫无干系我们才会去对付自己思想的方式，这一思想方式设计了工具，并将自然置于试验的条件下用康德的话来说，规定了它对自然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中，好像我们真的被掌握在一种嘲弄我们并挫败我们对知识的渴望的邪恶的幽灵手中。这样，不管我们在哪里寻找身外之物，我们碰到的只是自己思想的方式。
从逻辑上讲最有理，从年代上讲是伽里略发现的最直接的结果的笛卡尔怀疑，在将阿基米德支点天才地移入人自身之后沉寂了几个世纪，至少就自然科学来说是如此。但物理的数学化通过它为知的目的完全放弃感觉而被贯彻了下来，在它最后的阶段产生了意想不到又似乎有理的结果，即人们对自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依据数学形式作了回答，对此，没有哪个模型是充分的，因为它必须在我们的感觉经历之后才能形成。在这一点上，思想和感觉经历之间的联系（人类条件中固有的）看来进行了报复：虽然技术表现了现代科学最抽象的概念的〃真理〃，但它同样表现了人永远能运用其思想的结果。不管他用什么系统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永远能把它作为做和行动的指南而加以采队这一可能性甚至在现代数学肇始时是潜在的，那时的情况是数学真理可被完全解释成空间关系。因此，如果今天的科学在其困惑中指着技术成果来〃证明〃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自然给予的〃真正的秩序〃的话，那么看来它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一循环可表述为：科学家设定其假设，进行实验，然后用这些实验来证明其假设。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他们显然在对付一个假设的自然。
换言之，实验世界看来永远能成为一种人造的现实。这虽然可能提高人们做和行动甚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它远远超越了以往时代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像的程度，但不幸的是它将人再次往后推现在甚至推得更有力一推向他自己思想的牢笼，他自己创造的方式的局限。当他想要他以前所有时代所能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未经历的现实时，他会发现自然和宇宙〃逃避了他〃。根据实践中自然的行为，根据一些原则（人能在技术上将这些原则转为切实可行的现实）对宇宙进行的解释缺少所有可能的代表性。在这里，新的东西不是存在于我们不能形成一种形象的东西这种〃东西〃人所共知，例如，〃灵魂〃就属其中一个而是我们看到和提供的物质的东西。我们用它来衡量如果同样不能想像，我们便形成不了形象的非物质的东西。随着感觉上给予的世界的消失，先验的世界也就消失了，同时，将物质世界上升到概念和思想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因此，新的宇宙〃不仅在实际上是不可接近的，而且甚至是不能想像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想像它，它总是错的；或许不像'三角圈'那样毫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圆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现在已经接近了物理学本身的中心。如果有情况表明现代的物质宇宙不仅是无法展现的，这当然是在自然和存在并不将自己暴露给感觉这一假设之下，而且根据纯推理是不可思议和无法想像的，那么逃向人自身思想的大门就关闭了。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41．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摩登时代的发现也许最具重要性的精神结果是沉思和行动等级秩序的倒转，同时也是唯一不能避免的结果，因为它对阿基米德支点和同时兴起的笛卡尔怀疑亦步亦趋。
为了理解这一倒转的动机如何使人信服，首先有必要把我们自己从这一当前的偏见中摆脱出来，这一偏见由于其应用性，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于一种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务实愿望。现代技术并不起源于一些人们为减轻其劳动和提高人类的技能而设计的工具，而是起源于对无用知识的完全属非实际的追寻一这是一种历史记录。这样，人类的首批现代工具之一的手表并非发明出来用于实际的生活，而完全是用于进行某些自然试验的、高度的〃理论'唱的。当然，这一发明的实效性一旦昭彰，它就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整个节奏和外观。但从发明者的观点来看，这纯属偶然。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一个人所谓的实际的本能，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技术可言。尽管在今天，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携带了某种可能产生全面改善的冲力，但我们由技术决定的世界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更不用说进一步发展了，如果我们仍然一直确信人主要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的话。
不管这一点如何成真，沉思和行动倒转的背后的基本经验，恰恰是人对知识的渴望只有在他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之后才会得以缓解。问题不在于真理和知识变得不再重要，而在于它们只能通过〃行动〃而非沉思才能取得。正是一种工具，如一个人双手的产物望远镜才最终迫使自然，或确切地说，迫使宇宙放弃了它的秘密。相信做与不相信沉思和观察的理由，在最初积极探讨取得结果之后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在存在与现象分离，真理再也不在观看者思想的眼睛面前出现，再也不展示和封闭自己之后，产生了追寻具有欺骗性的表象背后的真理的真正需要。比起消极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再也没什么能使取得知识和接近真理更不值得信任的了。为了确信，人们必须有把握；为了知道，人们必须做。知识的确定性只有在一种双重的条件下才能达到：首先，知识只与一个人自己已经做的事有关，这样，其理想成了一种数学知识，在那里，我们只处理自己制造的思想实体；第二，这一知识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做更多的事并对此加以测试。
自那时以来，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便分道扬镳。科学真理不仅不需要永恒，它甚至对人类理性而言，也不需要可理解性和充分性。在人类的思想大胆到完全正视现代性这一含义之前，它吸引了许多代的科学家。如果自然和宇宙是神的产物，如果人的思想不能理解人本身并没有做什么，那么，人就不能期望去学习任何有关他能理解的自然。他可能通过一些机巧去发现，甚至模仿自然过程的一些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