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遗留物只不过是“社会力量”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干扰因素而已，它们不再与现实相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某一利益的科学“幻想”“虚假”得多。
为了在摩登时代衡量社会胜利的程度（最初是以行为取代行动，最终取代科层制，即无人格统治取代人格化统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摩登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它只是在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取代了行为方式）最终被一些社会科学（如“行为科学”）无所不包的主张所效仿的情况，这些社会科学旨在把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在其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降格为一种受约束的、循规蹈矩的动物。如果经济学在其早期阶段是一门社会科学（那时它能将其行为规则强加于一部分人及其部分行动），那么“行为科学”的兴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大众社会已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已经变成所有生活领域的标准。
自社会的兴起以及家庭和家务管理被纳入公共领域以来，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发展，在吞没较为古老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以及较近建立的私人领域，它已经成为新的领域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世纪多的时期里感受到这一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力量源于以下这一事实：是生活过程本身通过社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引入了公共领域。在家庭这一私有领域中，人们关注和力求保障的是生活必需品、个体生存以及种的延续。在私人领域被发现以前，隐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确切地说，这就是古人极端蔑视它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对这一整个领域的评价，但几乎没有改变其本质。每个社会都铁板一块卿只允许一种利益、一种观点存在的一致性）的特征最终根植于人类的同一性。正因为人类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甚至也不仅仅是阶级经济学的“共产主义神话”中的一种科学假设，因而使得大众社会（在那里，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物种的生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障）同时使人性面临灭绝的威胁。
生活过程本身的公共组织组成了社会，这一点或许能在以下事实中得到清楚的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新的社会领域把所有的现代社区转变为劳动者社会和固定职业者的社会；换言之，这些社会立即以一种维持生计所需的活动为中心（为了建立一个劳动者社会，当然没有必要使每个成员事实上成为一个劳动者或工人——甚至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绝大多数人统治所产生的巨大的潜力在此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所有成员把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视为当务之急）。社会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互相依赖，这一事实便具有了公共含义；在这一形式中，与纯粹的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出现在公共领域
一个活动是在私有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进行，这并非无关紧要。很明显，公共领域的特征必须根据其吸纳的活动而变动，但这一活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劳动活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最基本的、生物意义上的生活过程紧密相连）成千上万年来未发生变化，受缚于它所密切相连的生活过程的永恒的重复之中。将劳动提升到公共的高度（远没有消除其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我们原本是这样期待的，请记住政治实体总是为永恒而建立的，它们的法律总是被理解为强加于运动之上的限制——反过来把这一过程从它循环单调的重复中解放了出来，并把它改变为一种迅速前进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结果在几个世纪内大大改变了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
一旦劳动从被逐入私有领域后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一劳动的解放并不是劳动阶级解放的结果，它先于后者的解放——那么它好像所有有机生命固有的生长要素已经完全克服和超越了衰亡过程（自然家庭中的有机生命受到了这一衰亡过程的制约和平衡）。社会领域（在那里，生活过程确立了自己的公共范畴）释放了物质的非自然发展，正是它反对这一发展（这一发展不仅仅反对社会，而且也反对社会领域的成长壮大），才使私有与个人领域和（狭义上的）政治领域证明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所描述的物质的非自然的发展，通常被视作劳动生产率不断地迅速提高。从一开始起，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劳动的组织化，这在所谓的劳动分工（它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前）中尤为明显，甚至劳动生产率中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组织化原则本身也明显来自公共领域而不是私有领域，所以劳动分工确实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环境之中的劳动行为，它不可能在家庭的私有领域中发生。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我们似乎都无法取得像劳动的革命性变革那样卓越的成就，从“劳动”这个词字面本身的意义来看（它总是与令人难以忍受的“辛劳和烦恼”，与努力和痛苦，结果也与身体的畸形联系在一起，所以唯有极端的悲惨和贫困才可能成为其本源），它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失去这一含义。尽管急迫的必需品使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卓越印本来是人们最不愿意从中得到的东西。
卓越一词本身（希腊语是arete，罗马语是vivtus）一直被用来与公共领域（在那里，一个人能胜过他人，能与众不同）相连。在公共领域中采取的每一行动都能获得在私有领域中难以获得的卓越成就；对卓越（就其定义而言）来说，他人的存在永远是需要的，而这一存在需要有一种由同僚组成的公共的形式，它不能是一种同等地位的人或低一地位的人的不拘礼节的、随随便便的存在。甚至社会领域——尽管它使卓越毫无个性，强调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其成就，并且改变了公共领域的内容，使其面目全非——也不能完全取消公共表现与卓越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在公共劳动中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我们的行动和语言能力失去了它许多先前的特性，因为社会领域的兴起将其逐入私人和私有领域。这一奇特的差异并未能逃脱公众的注意，它通常将其归咎于在我们的技术能力与我们的人文主义的总体发展之间，或者是能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科学与至今仍不知如何改造和控制社会的社会科学之间有一个假设的时间差。除了这一观点的其他许多已经常常被指出的谬误以至在此无需赘述之外，这一批判只是关注人类心理——即他们
所谓的行为模式——的一个可能的变化，而不是他们所涉足的世界的变化。这一心理学的解释（它认为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否就像任何有形的物质的存在一样，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事实（如果世界不为它的实践提供一个适当的空间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行动可以取得卓越成就）的角度来看是颇值得怀疑的。无论是教育还是机敏，抑或是天分，都无法取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而公共领域正是人类取得卓越成就的适当场所。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二章
公域与私域
7．公共领域：公共性
“公共”一词表明了两个密切联系却又不完全相同的现象。
它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对于我们来说，展现——即可为我们，亦可为他人所见所闻之物——构成了存在。与来自所见所闻的存在相比，即便是私人生活中最伟大的力量——心灵的激情，头脑的思维，感觉的愉悦——也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存在，除非并且直到它们被改变、被剥夺以及非个性化为一种可以说是合乎公共展现的形态为止。国这种变化最常见地发生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之中，通常发生在个人经历的艺术加工之中。但我们无需像艺术家那样去亲眼目睹这一转变。每当我们谈及只能在私下里经历的事情时，我们就把它们带进了一种范畴，在这一范畴中，它们获得了一种尽管它们强烈向往、但却从未有过的存在。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而完全成熟的私人生活的那种私秘性（这在摩登时代兴起以及与此同时在公共领域的衰退之前是木为人所知的）将永远使整个主观情绪和个人感受得以极大的强化和丰富，而这种强化总是在对世界及人类的存在的自信受损害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
事实上，我们所知的最强烈的感觉（强烈到要消除其他所有的体验，也就是巨大的肉体痛苦的体验），同时也是最为个人的、最无法交流的感觉。它不仅可能是我们无法将其转变成合乎公共展现的唯一的体验，而且事实上还剥夺了我们的存在感，这一剥夺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我们对它的忘却，比对其他任何东西的忘记都来得更快、更容易。看来，在最极端的主观性——在这一主观性中，我不再是“可以认出的”——与生活的外部世界之间，没有一座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桥梁。痛苦（用另外的话来说，即实际上作为“众人一员”的生与死之间的一种边缘体验）是如此主观，如此远离现实世界，以致根本无法获得一种展现。
由于我们的存在感完全依赖于一种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事物可以从被掩盖的存在的阴影中走出并一展其风貌，因此，甚至是照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终也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了更为耀眼的光芒。然而还是有许多事物无法忍受公共场景中其他所不断出现的这种无情的、明亮的光芒。在这一公共场景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因此，那些无关的东西自然就成了私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关怀通常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我们将看到存在着一些只能在私有领域中生存的非常相关的事。例如，爱（不同于友谊）一旦公之于众，就会被扼杀或死亡（“不要试图告诉他们爱／爱是不可说的”）。由于爱具有天生的非物质性，当它被用于诸如改变或拯救世界等政治目的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虚假的或堕落的东西。
公共领域认为，毫不相干的东西竟然有如此非同寻常且富有感染性的蜈力，以至所有的人都会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不因为这个原因而改变这些东西本质上的私有特性。对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现代着迷——尽管20世纪初的诗歌用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此作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在法国人的“小资产者’才找到了其古典的表现形式。自他们曾经伟大而荣耀的公共领域衰弱以来，法国人就成了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寻求快乐的艺术大师，他们在自己的四堵墙围起来的空间里，在柜子与卧床之间，桌椅之间，猫狗与花盆之间，给予这些事物一种照料和关爱，这种照料和关爱在一个快速的工业化不断地抹杀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世界里甚至可能成为这一世界最后的、纯人道的角落。私有领域的这一扩大（可以说，整个人类为之着迷）并没有使私变公，并没有构成一个公共领域，恰恰相反，这一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差不多全面衰退，以致在每一个地方，伟大已让位于魅力；因为尽管公共领域可能一时伟大，但它不可能光彩迷人，因为它无法容纳不相关的东西。
其次，就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而言，就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而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然而，这个作为人类活动的有限空间以及有机生命存在的一般环境的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人造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这在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群之中，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一样。这一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
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使大众社会难以忍受的并不是这一社会中的人口数量（或至少这不是难以容忍的主要原因），而是人群之间的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使人们相聚、相连而又相离的力量。这种情况的怪异犹如唯灵论者的降神会，在这种降神会上，围坐在桌边的一群人通过某种魔力，突然看到桌子从他们中间消失，因而相对而坐的两个人再也不被分隔，但因某种有形的东西而又变得相互毫无关联。
从历史上说，我们知道仅有一条原则曾被设计出来，以使一群对公共世界失去兴趣并觉得自己已不再被它相连或相隔的人一起生活。在人群中找到一种强大到足以取代这个世界的联结．这是早期基督教哲学主要的政治任务。正是奥古斯丁提出了不仅要建立基督教的“兄弟之情”，而且还要在博爱之上建立所有的人际关系。虽然这种博爱的超凡脱俗显然与人类对爱的一般体验相一致，但同时又明显地有别于某种介乎于人们之间的东西（如这个世界）：“即使强盗之间也有他们称之为仁爱的东西。”这一对基督教政治信条的令人吃惊的解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人们之；司的仁爱纽带尽管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公共领域，但对基督教主要的超凡脱俗的信条而言是绰绰有余的，它也极适于将一群本质上超凡脱俗的人带入一个由圣贤或罪犯构成的世界，只要人们明白世界本身来日无多，其间的每一行动都以“得过且过”的方式进行。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的特征因需要建立一个团体（它的成员应该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