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事件中的风云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
国家有考察网络，官吏有关系网络。这使我们看到一幅多维立体画面：一方面，官员们不得不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公共考察网络之下，另一方面，与考察网络交叉互动的，又有形形色色、四通八达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者调动着官僚体制下几乎全部的力量，组织浩繁，声势恢弘，却仍然难以确知官员的“实绩”，难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后者不露声色，却在封建时代中发挥着颇为实在的作用。
1946年，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人的政治”；如果一个执政者将“人事关系”调整得宜，那么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可以形象地说，血统、从属、师生、地域以及恩仇等等因素相乘或连乘之积，就是人事关系。这里说的人事关系，就是关系网。
＇关系铭＇ 想人重用，拍马就行；欲己晋升，礼拜要勤。斯是诀窍，唯我高明。胡话贵乎多，献媚在于精，善于拉帮派，惯于巧钻营。可以讨喜欢，拿奖金。无办公之辛苦，无下乡之劳神。绒线细细结，青茶慢慢品。人赞曰：“聪明绝顶。”
＇诀窍铭＇ 位不在高，头尖则灵；官不在大，手长则行。斯是诀窍，唯我钻营。对上捧粗腿，对下用私人；吹牛行鸿远，拍马不碰钉。可以开后门，讲交情。无正义之细胞，无原则之准绳。烟酒来开路，有钱能通神。自豪曰：“何鄙之有。”
辩证法说得好，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产生了“关系”。哲学上的“关系”是纯学问，说起来没什么意思，有说头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关系”。
朋友关系、老乡关系、亲戚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下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邻居关系、情人关系、恋人关系、男女关系。。。。。。关系是一个凝聚力最强的词，它有着无限制的扩张性，任何看上去没有一点联系的事物，经过“关系”的一番运动，都可以建立起关系。
在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社会里，要问有什么东西威力无比，答案也许就是这么两个字：“关系”。升学、提干、调动、就医、打官司、工程竞标、公务员招聘、职务的提拔，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有制度管着，都有规则在那里控制着，然而，“关系”——万能的“关系”却能无孔不入，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人们常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关系”照样可以到大牢里去“捞人”，真正“疏而不漏”的只有“关系网”。有多少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办起来比登天还难，一旦“关系”到位，马上心想事成。
“关系”的凝聚力亲和力说到底来源于利益，这既有物质的利益，也有精神的利益。正是利益，把素不相识的人捆在一起，捆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
官场上有很多行话和术语。“上了谱的”算一个新词，想必应该是区别裙带关系中假冒伪劣产品的一个标志，是裙带关系泛滥逼出来的。想想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我们这个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凡是能挨上边的都会找上门来，挨不上边的也会想着法子攀龙附凤。无奈亲友太多，权力有限，这就有必要区别亲疏，鉴别真正假，因此“上了谱的”这个关系网上的防伪标识就应运而生了。“上了谱的”，就是有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的人。谱，有两种，宗族谱和家族谱，这里的“上了谱的”应该是指“上了家族谱的”，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这种家族谱也不是传统上的，而是特指“裙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姻亲姻属”。
宗族谱和家族谱，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徒、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关系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宗谱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遗产被今天的官场用作区别裙带关系的防伪标识，这恐怕是我们的祖先所不会想到的。
中国的关系网错综复杂，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金钱关系、美色关系、师生关系、校友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血缘关系用是否“上了谱的”来界定，那么金钱关系、美色关系用什么来界定呢？很简单，这就是社会中流传的“上了卡的”和“上了床的”。
“上了卡的”，是指金钱关系到了位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当然能在官场上找到关系。但是由于反腐败抓得紧，送钱不容易，收钱的也在讲艺术，手中有权，但不能见钱就拿，拿了钱要办事，所以收钱的人要看场合、看事、看人、看金额。为了不混淆关系，只能用“卡”来界定。“上了卡的”就是指接了钱的，也就是办得成事的。上卡与否，就成了金钱关系是否确立的标识。
“上了床的”，是指美色关系到了位的。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今天不少革命干部也不例外。不少人不爱金钱、不爱古玩，但不喜欢美色的人相对较少。所以自觉有几分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找上门去“献身”；本身没有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花钱找美色去“公关”。手中有权的人，经常有人“送上门来”，对于那些勇于“献身”的美色，当然不能来者不拒，也有个能收不能收的问题。这就有了“送上门的”与“上了床的” 界定，“送上门的”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上了床的”理想，“上了床的”才是关系到了位的。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上了谱的不如上了卡的，上了卡的不如上了床的。”由此可见，金钱超过亲情，色欲超过金钱，也超过亲情。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需要的是靠山，是环境，是基础，是人和。
当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时候，坚持美好的理想是那么不合适宜和可笑。人在社会，身不由己，要想混得好，终归要投靠一方，早投晚投一个样，还不如早点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
社会是什么？就是一张网，就是人事关系结成的一张网，人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网破了，人就全完了。
秘密就是身份，秘密越多的人，身份就越高。
领导平时口口声声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真的到了调整干部的时候，才也好、贤也好，都记不得了，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经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信，而不可能是那些视线以外的人。古人说要知人善用，我对你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叫我怎么用你？
不能把自己的前途押在哪一个领导身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哪一个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一个人不论进哪一个圈子，总是想着要进步的，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把目光盯在一时一日的升迁上，那眼光太短浅，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经不起一点点风浪，产生投机心理，使自己的步子走不远，路只不宽，会把自己束缚住。
生活中，一个人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认识一个贵人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气，错交一个朋友也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出门靠领导。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
现在，老百姓忙着找关系，那些权倾一方的官员也在向上找关系。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有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找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往往在人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地缘、血缘关系本来可以孕育出真切的情感，但是，现在却常常编织出徇私舞弊的关系网，可见，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决定着地缘、血缘关系可能有着怎样的生长与发展。
不要一味地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朔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找关系。
“关系网式就业与权力出租”
人们为何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动用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求职本身都无可指责。如果视“人际关系网”为一种市场资源的话，依托这一资源寻找就业机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形式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诚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关系网的另一面寓意着必须首先“拉关系”、“建关系”，其过程是否隐含着金钱关系与权钱交易呢？关系与权力往往不分家，“关系网式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式就业”？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让数据说话，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式就业的真像。而那些自身不具备权力就业优势者，也不得不“找关系”，他们惟一可用的只能是“用钱砸”，无疑增加了就业成本，权力出租者却从中牟取好处。
“关系网”式就业敲响权力出租的警钟。权力式就业是公平就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越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越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越是要阻止权力出租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找找人”。一个人还在娘的肚子里就要“找找人”，看看是男是女；分娩、上学、工作、调动、生病住院、提拔。。。。。。没有不找人就能够顺利办成的事情。不论你官衔高低，能耐大小，恐怕都有过找人同时又有过被人找的经历。不同的是，做官的被别人找的时候多，当百姓的一般多求别人而已。
从表面看，“找找人”好象是人际关系融合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为腐败铺垫基础。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找人就办不成？或者办得不如意？为什么找这个人办不成，找那个人就能办好？这人是白找的吗？要不要“意思意思”？什么时候不再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或者“找找人”与“不找找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好了。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这典型地刻画出了熟人社会的处世原则。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公权私用有密切联系。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去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才导致一些人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将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
要真正构筑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轻巧了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牟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假如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遇到麻烦时，不再是先翻翻电话号码本，而是满怀信心的去找法律。那么，我们就离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真正的现代国家不远了。
在地方政权，这个地方的政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庇护模型。模型的主体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相关的有四种人：一个是这个官员的“恩主”，也就是可以 庇护他的上级；二是他的下级，是他的被庇护者；三是地方政法系统的官员和他所掌握的“黑恶”势力。这个地方官员凭借他上下左右的关系网，可以无所不能，一手遮天。违法的事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