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但这个改革没实行多久，又取消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张百熙（管学大臣）、张之洞（两广总督，教育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奏定学堂章程》。河南淮宁县（现淮阳县）高等小学堂师生于1904年的合影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故称为癸卯学制。根据这个学制，正式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初等教育有3类：一、蒙养院，学习4年，学游戏、说话、歌谣。二、小学，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地理、格致、体操。三、高等小学，学习4年。课程是除掉体操的初等小学课程，加上中国历史和图画。中等教育只有1类：中学学堂，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外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高等教育有3类：张之洞一、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3年。分3类：第一类是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预科；第二类是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预科；第三类是医科大学预科，各自有其课程。外语在各类学堂占重要位置，一般要修两门。二、分科大学堂。分8科：经学、政治、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3年毕业。三、通儒院。通儒院是大学本科后教育，无规定科目。
癸卯学制除对普通教育作出规划外，还规划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育分正式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3类。正式实业学堂分初等实业学堂（按专业分为农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3种）、中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工、商、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高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业、工业、商业与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3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则分普通补习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师范学堂含实业教员讲习所。这些学堂分别与普通教育中的一些类别平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高等小学并列，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
张之洞受命于张百熙主持指定学制，张之洞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了日本教育，癸卯学制就是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结果。教育内容进行了革新，由专注四书五经为科举的教育转向重视学习西方科学，而且教育模式也获得更新，使教育第一次与国际接轨。然而仍保留了封建色彩，比如学校还保留每月的祭孔，读《圣谕广训》，中学毕业生授予拔贡、优贡、岁贡，把高小生当作秀才，通儒院毕业生当作翰林升阶等。
上海王家堂圣母院所设女塾内的教内女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日，清廷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国子监归并其中。第2年，各省裁撤学政，设提学使司，各厅、州、县设立劝学所，管理本地区学务。教育行政机构更新，保证新学制的贯彻。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旧学制由此瓦解，新式教育的障碍得以清除。
由于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以往封建官学、私学和书院形式得到了跃进式的变化，使近代新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了。
教育花絮
科举时代的老师
科举时代的老师有好几类：
一是受业师。受业，即传授知识。受业师经年累月地跟学生讲授四书五经，指导他们写文章。
二是问业师。问业是请教学业的意思。问业师不去天天授课，只是解答偶尔来找他们的学生的一些疑难。
三是受知师。受知是受人知遇，赏识宠遇的意思。负责考试的老师名为受知师。受知师有的是县、府、道试的主试官及阅卷主任，有的是主持科试（分科考试）的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有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优贡、拔贡的学政，有的是乡、会试主考，有的是殿试阅卷大臣，有的则是书院的山长、监员。
四是保举师。顾名思义，保举师就是保举升官的“老师”。这种“老师”只有当官的人才会有。此类“老师”也必为一定级别的官吏。他赏识某个下司，便打报告荐举，使之晋升。
五是拜门之师。拜门本意为登门拜谢。拜门之师也可列于受知师之师。这种“老师”是足以作为靠山，能提携自己的高官显官。求他们帮忙，得请人介绍，整肃衣冠，准备好礼物登门谒见。到时得叩很多次头，口口声声“老师”、“老师”，才得以在簿籍上登上姓名，得到做弟子的资格。
唐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这里讲的职责去衡量，只有受业师才真正称得上“老师”，问业师勉强算得上，其余的都是因手中权力大，与人前途关系大而尊为“老师”的。
桃李先栽海外花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始于东汉，清代的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朝鲜、琉球等国。
琉球国大臣子弟到中国入学国子监读书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批4人，学成回国后，嘉庆读书像授予4品官职。
嘉庆十年（1805）琉球国学生又按老规矩来中国求学。中国政府派著名诗人吴兰雪以博士身份教他们作诗。吴兰雪即吴嵩梁，“兰雪”是字。江西东乡人。乾隆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失败。不久，参加乡试终局。官内阁中书。善诗，称“师佛”。学生很聪明，学的很好。十四年，学生回国，途经山东。别驾蒋第送行。学生作诗谢蒋，诗句工整可诵。见兰雪衣钵传海外，蒋乃为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
凤凰池，典出《晋书·荀勋传》，指中书省。这里是指内阁中书吴兰雪。两句意思是说，没想到内阁中书吴大人竟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外国留学生。
正音书院
所谓正音”就是矫正语音。清初闽方言区的福建郡县和粤方言的广东地区都设有正音书院。规定二省乡试举子须用官话词语，不许用方言词语。学政面试考生，听不懂，不会说官话的童生不能考秀才。
正音书院的设立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官员说官话，听官话，便于向地方官准确地传达皇帝的命令，也方便从方言区来的官员转到外省做官。
雍正六年（1728）皇帝说：“凡是官员都有管理老百姓的责任，他们讲话应让个个明白，这样才可通晓民情，熟悉地方上的事情，办起事来不出差错……我接见大小官员让他们奏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用他们土话讲，听不懂。他们都是做官的人，到礼部演习礼仪之后，陈述奏进对答，仍有不可通晓的话，那末，到其他省做官，又怎能宣读命令，嘉庆当皇子时的作业审理案子时都做到历历清楚，使小民都清楚呢？官与民，上级与下级，言语不同，一定要办理文书的小吏代为翻译转达，转个弯，一定出很多岔子。况且这两省的人，到外省做官，他们讲话听不懂，便不能深悉下民之情，老百姓也不懂官长的意旨，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太不方便了。但语言自幼习惯而成，一下难以改过来，一定要慢慢训导，久了一定会通。应让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向所属府、州、县管教育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多方训导，一定让语言明白，使人易懂，不得仍用土话。那么他们以奏请对答，便可讲得详细而易懂，到地方做官，民情便容易上达了。”
两省正音书院到道光以后逐步废弛。
武训兴学
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用辫梢画圆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家贫不能读书。因不识字，常尾随上学的富人儿童之后想学几个字，儿童讨厌他并欺侮他。他便立下志愿办义学，教人读书识字。
他行乞数年，积得200余串钱，有个家伙骗他说：“你攒钱没利息，何不把你的钱做本放出去？以后你这笔钱用不尽。”武训不知钱该放给谁，那个家伙便来了个毛遂自荐。武训便把200多串钱交给了他。
那家伙欺侮武训老实，把钱全吞了。武训讨还，一文不得，气得生了病。同县贡生杨树坊为他诚心感动，对他说：“以后你把钱存放在我这儿，我绝不亏待你。你以后不要听那些不正当人的话，一误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