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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观是与其文学观紧密相连的。人生既然是痛苦的，艺术是出世的手段，那么艺术的源泉便是痛苦本身。换句话说，痛苦便成了审美客体，它不是一种特别之物，而是某种与审美主体无关的永恒形式。在审美创造和审美认识时，审美主客体之间并无实在的利害关系，主体观照的只是客体的形式，是一种“实念”，即后人所说的“理念”、“理式”，是意志的直接的恰如其分的客体，又是杂多的个体事物的永久形式和标准模式。人类的审美活动即是从意志、欲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不计利害静观的方式，超越个体事物杂多的个性特点，去直接把握该事物的永恒形式“实念”。与王国维人性观相联系，他所说的“实念”即生之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飘荡。艺术的目的则在于超越痛苦，静观其美。南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哀叹，切实地道出了王国维的内心隐痛，受到人的推崇。因此，对于《红楼梦》中宝玉的出家，他十分赞赏。他说从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看，自然可以怪罪宝玉的不忠不孝，但豁达地看，宝玉不再因为拘泥于尽忠孝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避免了前人的覆辙，称他不孝是不应该的。
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固然从叔本华哲学中引出，但叔本华却受到柏拉图和康德的影响。在审美本质论上，柏拉图有“影子的影子”之说，认为个体事物是对形式的摹仿，形式又是对理念的摹仿，因此艺术便是影子的影子。在审美认识论上，康德提出了美的无利害感，即在审美活动发生时，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他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观照事物的形式，美是纯粹的、无利害的。王国维从这种唯心、纯审美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他说：“词人观物，须以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人间词话》）反对当时风行的维新派以文学为改造社会工具的论点，认为“如此者，其亵渎哲学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道。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静庵文集》）这种眼光固然看出了审美认识的本质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机，片面强调文学审美特性，抹杀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十分有害的。从根本上讲，这会使文学离开社会，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从而损害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评价，文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有时并不是一致的。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中虽有保守一面，但亦有进步一面，即进化的文学观。他的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最受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他从进化论出发，重新描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图画，深入探求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也就是说，就一种文学形式来说，它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但后人必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学形式来取而代之。因此，对于戏曲和通俗小说，他予以高度重视。长期以来，贵族化的诗文占据文坛正宗地位，而戏曲和通俗小说是下里巴人的消遣之物，登不上大雅之堂。王国维一反传统，说元杂剧乃“一代之绝作”，《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因写出了“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而对于其中的文学形式演变之原因，王国维认为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伦理道德的变迁极为密切，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庭、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可惜的是，这种进化论是不彻底的，并没有贯穿在王国维诗学中的各个环节。王国维诗学的出发点还是唯心的，其方法也是辩证的，只是他在吸收欧美文学的精神时，未能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以致不能将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为社会的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损害了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人生之问题也不能最终解决。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其实十分复杂，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在谈论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的审美关系和审美规律时，他提出了“境界说”，是他品味中国文艺特点后提炼出的纯民族化的纯文艺哲学的核心。即便其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其理论支点也仍然是叔本华的唯心哲学，因此，王国维的诗学仍是西方哲学思想加工中国文学思想资料的产物，其局限性是不言自喻的。
尽管西学之风已经迎面扑来。但是，在晚清的文学创作中，占主流的仍是封建的才子佳人小说和吟弄风月的诗文。文学内容和形式后来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新的风貌。作品开始注重反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现实也有了一批谴责之作，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诗歌的战斗性也大为加强。但是，这更多地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影响的结果。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是间接、肤浅的。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两种异质文学的融合，必须要它们某点共同的因素，还要有相宜的文学环境，这样才可能共振相契。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还属于旧文学范畴，它的语言，表现技法等仍只符合表现旧的时代。只有在时代发生根本转变，文学环境也发生根本变革之后，外来文学才可能被本族文学吸收。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待于下一个时段更为汹涌的时代潮来冲垮旧文学的堤岸。
欧美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
晚清文学虽然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但其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根深蒂固，其主流和本质依然属于旧文学范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应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五四文学革命自1917年始，比五四运动早两年，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并未根除封建社会基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政治上阴谋复辟帝制，文化上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旧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西方列强加紧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侵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思想启蒙是乃是当务之急。他们奔走呼号，向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希望唤起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
这种广泛的思想启蒙是与当时的救亡运动相伴而行的。在救亡这一大旗下，西方各种思想蜂拥而入，经过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筛选，或消或涨，强调社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提倡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思想上的革命渗透到文学领域，从文学精神到表现手法，中国文学都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质的蜕变，从而走向社会，走向现代，开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
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提倡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主编陈独秀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该刊一开始就集中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和旧道德，猛烈批判儒家学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为主旨，提出要塑造新型人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六条实际上有两个主题：科学进步与民主个性，与封建主义的愚味保守和专制奴性针锋相对，从而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具有深远意义，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探索的主旋律。
陈独秀、吴虞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孔教是封建帝制思想支柱，“三纲五常”违背人权学说和现代生活，大力介绍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社会解放等西方思想，以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武器，鼓动人们解放思想，放手“打倒孔家店”。其结果自然引出对作为旧思想旧道德工具的封建旧文学的进攻，正如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上所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这里他强调了先觉者的使命和作用，指出从思想解放到文艺解放乃是条必经之路。以西方为例，西方科学的进步，在于打破了基督教的桎梏；政治的自由，源于孟德斯鸩、卢梭等人的思想解放；德国的统一与征服欧洲大陆，实乃民族精神大解放的结果。思想家、文艺家掊击时政，攻击旧制，否认偶象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功绩不可没灭。
陈独秀针对旧文人的攻击，说得更加干脆，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也说是说，要提倡民主和科滨精神，反对旧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宗教，矛头对准旧的文学和国粹自是历史必然。于是，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爆发了。文学革命既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与外国文艺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向欧美学习，成为当时一些有志之士的共识。他们认为国人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这厚，人为地把自己与世界相隔离，有如陈独秀所说，是“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抗“渐趋一致”的“共同原则之精神”，“锁国”而非“世界的”。因此，他们认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疑段字之误）？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思潮之轨？”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实际上主张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给中国文化以准确地定位，然后向西方学习，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难者常常有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翻译、理论介绍方面，针对它们理解的中国文学，译介相应思潮，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传入与确立
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欧美文学对发难者有深刻启示。胡适在美国留学时，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诗歌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形式上追求具体性、口语化，对国内文坛上颇为适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头一炮。该文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为避俗字俗语。”这八条，除第一条讲文学内容外，其余七条全都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变革，意象派重视诗歌形式变革一脉相承。由此，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有力地催动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晚清时期盛行的进化论，这时仍被作为思想武器，应用到文学革命上。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代替的原因，在于“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由此，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号召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依据的文学蓝本依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如左拉、狄更斯、王尔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认为他们对欧美文化的发展与科技进步都作出了不朽贡献，期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文学巨匠，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政治变革开思想之先河。
如果说陈独秀只有良好的文学革命愿望，胡适只注意到文学革命的皮毛之变，两人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建设新文学的话，那么，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文学革命实质性的突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
‘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从欧洲关于“人”的三次发现谈起，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指出西方和俄国一些作家同是反映人生，却与我国旧文学不同，因为他们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的这套观念，完全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直接承受了日本文坛上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对文学内容作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