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军军力，始终不能做出最后决断。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致函英国，依据早先签定的日英军事盟约，要求其联合协约国各方，对已彻底倒向同盟国阵营的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对此，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内部，生出了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
这要从早先辜鸿铭出使圣彼得堡说起，这次访问促成了《中俄北满问题条约》的签定，切实保障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俄国沙皇也有意与中方联合遏制在亚洲与其有根本利益冲突的，自然对此反应冷淡。
对英法两国而言，英国在东海海战中已经损失了其远东舰队主力，法国则更关心近在咫尺的德军威胁，均难以抽调出大批军力赴远东军事干涉。简单地说，最有能力干涉远东事务的俄国态度暧昧，而最热衷于帮助的英法两国，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中日之间要不要开战？以何种方式开战？这是摆在最高当局面前最沉重的抉择。对此，东京的主战、主和两派分歧日益严重。争吵的结果是，主张为谋求彻底胜利，而不惜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被调职。这位山县有朋元老最忠实的追随者，若干年后在他的回忆录《大和落日》中写道：“我和我属下的15万官兵都深信，只要得到命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关东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我们发动了这样一次进攻，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很显然，在这场交锋中能否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首先，英法等国出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举动无疑会将欧洲防务置于空虚的险境，这决不是协约各国所能接受的。在英法等国爱莫能助的前提下，东京的有识之士们看到，单凭国力来谋求胜利显然是一件不合算的生意。他们的顾虑是，中国在关东地区虽然只动用了五分之一军队，但是增加一至两倍兵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增加兵力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没有取得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不论是经由海路投放兵力，还是脆弱的后勤补给线，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中国拥有的绝对制空权了。且不说战争胜负难料，即便胜了这场战争，也必定倾尽了国力。接下来面对着毫发无损的俄罗斯帝国，中日双方也只能落得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下场。西方强国中，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在远东逐鹿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正是日俄矛盾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看，尽量不将敌人逼进绝境，维持短暂的和平无疑是明智的。中国虽然歼灭了空军，但这毕竟是日军飞机越界在先，人家在自家领空击落入侵敌机严格来说算不上正式开战。对国家初定的中国来说，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然也是不明智的。因此，高层相信，在中国领导人眼里，和平也同样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现在双方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可以体面解决的机会。
但是这时，中日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虽然都有和谈的意愿，但双方都认为由己方提出会有失体面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就在双方似乎都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中方预先布设的和谈契机出现了。
1912年8月12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长卡察科夫发表声明：“俄罗斯希望满洲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假如双方都愿意缔结和平条约的话，俄罗斯认为这对和平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是很高的——”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响应了卡察科夫的声明，而在对此声明表示了原则同意后，还在寻求俄罗斯的正式承诺。8月15日，俄罗斯政府对作出以下正式回应：“和平谈判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之间进行商谈，应该是不涉及政治的、领土的一切事项而严格地限定为军事问题的讨论。”这个回答非常巧妙，直接将和谈局限于军事范畴，从而暂时搁置下中日双方的原则冲突，同时避免进一步刺激两国国内的激进势力。在得到俄罗斯政府的正式回应后，终于决定参加和谈，向关东总督大岛义昌中将下达了准备和谈的指令。
在接到东京发出的准备和谈指令后，大岛义昌向关东军下达了做好友好和战斗的两手准备命令。并向驻节于营口的中方最高指挥官王啸飞发出了通知，要求商定第一次会谈时间，并提议中日两军解除对峙，各自沿实际控制线后撤5公里，将普兰店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举行第一次会谈。不久便得到中方回应，同意在8月20日至23日间进行联络会谈，会谈地点就设在普兰店。
根据双方约定，中方由王啸飞的机要秘书周子才、日方由大岛义昌的高级参谋南次郎任首席联络官，赴普兰店进行磋商。
双方联络团进入谈判会场后，南次郎毫无礼貌地坐在了朝南的座位上，这一举动引起了中方强烈愤慨，周子才当场指出，日方如坚持这种毫无诚意的挑衅举动，中方不得不立即退出和谈。这才使南次郎稍有收敛。
虽然联络会谈一开始就有了不愉快，但基本上还是顺利的，会上双方交换了会谈代表名单，决定了8月25日11时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谈，并决定了双方车辆用白旗作标志，除谈判代表外，其他人员需戴白袖章。
8月25日上午，第一次正式会谈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姜政，日方是关东军参谋长小泉一郎，俄国外交部远东司长卡察科夫以调停方代表身份出席。
会谈开始时，日方再次发出挑衅，在桌上摆了一面国旗。当天下午，中方便摆上了一面大一点的五星红旗，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旗帜的比高大赛，直到双方的旗帜都高到了屋顶。
在第一天的正式会议上，小泉抛出了以下4条协议事项的提案：1中方应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的事实存在2中方应认可南满铁路租借权及其他既得权益3赔偿日军机损失4规定为了在东北不进行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的保证条件，停止在东北军队的军事行动。
姜政当即反驳道，贵方所提的都是政治问题，超出本代表的权限，是不能讨论的。上午的会谈就在各自的立场表述后结束了。
下午，中方提出了简洁的回应提案：除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存在外，中国不承认在中国国内一切权益，并拒绝承担一切赔偿。
中方的提案看上去和日方相距甚远，实则是在日方心理预期中的。这种和平谈判其实与生意场上的谈判没有什么两样，一方尽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也可以就地还钱，但两方都会有一个不可退让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相差不大，达成一致的机会就很大，如果底线相差很大，就不可能达成一致。
中日矛盾的焦点无非是两条：1实际控制下的中国辽东半岛2中国实际控制下的权益。既然双方都不愿以战争解决，那么最实际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你控制你的，我控制我的。简单地说就是互相认可其实际控制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方的提案是最接近双方底线的。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日双方最终于9月底达成了和解协议。双方承诺，在不改变各自原则立场的前提下，维持现有的军事控制区；政府及国民在中国东北开设之企业、机构和不动产，全部交中方接管，人员由中方护送出境，中方给予政府经济补偿白银300万两，分10年支付。
局势稳定后，王啸飞向石铮提出，中日矛盾根深蒂固，来日必定会有一场大战，以东三省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现有兵力尤恐不足，建议在东北地区就地征兵30万。石铮对此深以为然，但考虑到军费紧张，不宜大举扩军，指示王啸飞，可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人员组建成三个教导旅，先期训练30万民兵，藏军于民，以备来日之需。王啸飞受命后，把编练东北新军的工作交由江星辰负责。
二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西藏地区的藏族先民们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今的藏族。
公元七世纪初，唐朝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７１０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其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
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清朝取代明朝后，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２１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１７５０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共和政府建立后，南京即派员赴拉萨与西藏地方接洽，要求其与清朝脱离关系。但当时国内局势复杂，地方当局也就随之态度暧昧了。直到东北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方才明确了立场，决定并入共和国版图。
共和国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继续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使其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同时建立西藏藏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在拉萨设置自治区政府，自治区主席由西藏地方提名，中央政府批准。同时设立西藏民族事务公署，委派专员行使中央职权。基本上沿袭了清朝对西藏事务的管理制度。
至此，中国大定
第五集 第七十章 鼎定河山
一
全国平定后，陆少阳在中央党组会议上提出，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关。各人均表赞成，斟酌再三，决议更名为中国共和党。
1912年10月1日，中国共和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陆少阳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和党。
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均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下设书记处，为办事机关。同时设立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