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
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
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
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那里只有原始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是很少见的），
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
开采金矿、雇用劳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革制度所
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
微妙而复杂，等等。假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
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
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制度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较易于维护，家庭变
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
建主义的地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
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
有这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
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
他哲学家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取代旧教条。政治
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
统治阶级挑战，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是支持旧制
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
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这
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
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
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
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
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
“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
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
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
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
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
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
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
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
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
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
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
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
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
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
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
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
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
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
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
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
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
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
下降；
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
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
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
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
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
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
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
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
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
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
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
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
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
〔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
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
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
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
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
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
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
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
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
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
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的巨大
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
毁。而在非洲，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与欧洲人
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
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
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
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
当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
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
额差不多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降。第二年销售额
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
为根本没有那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首先遭到反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
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用的
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
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
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高潮。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
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
现停滞，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对动
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
累积过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我们业已阐明，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因此，
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产生了新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使人们现在可以抓住业已
存在的机会，或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
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
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
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
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
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
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
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
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
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
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
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
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
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
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
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
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
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
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
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
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
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
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