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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土。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宫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上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四）农民、士兵的起义
宋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农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生产的果实却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宋王朝“尽用衰世衷刻（裒音掊póu）之木，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地主、富商也争相榨取农民和工匠的膏血，劳动群众陷于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赋役压榨之中，被断绝了生路。青年诗人王令作《梦蝗》诗，假借蝗虫的控诉，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村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音居jū，语助词）？……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地主阶级的“材能官”、“仁义儒”们打着仁义之道的旗帜喝农民的血，被“割剥”的农民群众只有针锋相对地起来作斗争，才能驱除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统治时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溃烂，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也在一天天兴起。士兵的反抗和农民起义相结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下面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益州起义
李顺、张余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顺起义后，宋朝降成都府为益州）戍车在赵延顺等八人领导下，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官员们庆贺元旦时，士兵们奋起杀死兵马铃辖符昭寿。知州牛冕在慌乱中缒城逃跑。赵延顺等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以小校（低级军官）张锴（音凯kǎi）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后，又攻下汉州，进取绵州、剑门，不下，还成都。彭州农民准备杀兵马都监响应，事泄，首领被杀。各地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逐渐发展到数万人。宋将杨怀忠自蜀州领兵进攻成都。起义军在崔照、鲁麻胡等领导下大败宋兵。二月，杨怀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军再攻成都。王均派赵延顺进攻宋邛州、蜀州。起义军断绝宋军邛、蜀援路。宋军小胜，进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军。王均闭城坚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卒领禁军，结集川峡各州兵，大举镇压起义。二月十九日，雷军至成都城外，王均开城假作逃遁。雷军进城掳掠民财，部伍混乱。起义军伏兵四起，宋军不能出，大部彼歼灭。雷有终坠城逃跑，败回汉州。三月，雷有终又自汉州进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桥分路迎敌，损失千亲人，退守成都。宋军不敢进。五月，宋真宗下诏，对“益州乱军”招降。起义士兵继续坚持拒守。直到九月间，宋军久攻不下，乘起义军不备，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卒起义军二万人突围而走。雷有终入城，积薪点火，捕得魁壮男子，指为受起义军官职，即投火烧死。前后烧死数百人。十月，工均起义军至富顺，夺城据守。雷有终派杨怀忠军追袭。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起义军六千余人被俘。
王长寿起义
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宫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陈进起义
一○○七年，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星（音玉yù）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王伦起义
一○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奋起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过淮水，转战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义军所到之处，宋官军望凤而降。谏官欧阳修上疏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人无人之境。”各地巡检、县尉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均归义军。起义不断胜利发展，王伦着黄衣，立年号，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战败。王伦在和州历阳兵败，至采石矶，被杀牺牲。
张海等农民起义
王伦起义失败后，欧阳修上疏说：“殊不知前贼（起义者）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间，金州起义军人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义军打入州城者，约三、四十州。农民和士兵的起义，到处兴起，遍满天下。规模较大的是陕西商山张海等领导的起义。
一○四三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商州农民千余人发动了起义。起义领袖有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义军环绕虢州（虢音国guó）、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以西结集。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统领禁兵镇压。起义军长驱南下，直抵襄、邓、均、郢（音影yǐng）各州。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的千余里地带，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宋枢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报说：“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起义军）……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起义军进至光化军界。宋兵士五百亲人，以邵兴为首起兵，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发展到千余人。至商於，杀宋“提举捉贼”将官上宫珙。官军败溃，藏匿山谷间，邵兴揭榜号召宋铸钱监士兵响应。邵兴军至兴元府，大败宋军。宋军校赵明率众向邵兴投降。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者，十一月，邵兴在兴、洋界壻水战败被杀。十二月，张海等在战场上牺牲。
保州士兵起义
一○四四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宫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士兵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为震恐，命宣抚使富弼统帅各路兵镇压。宋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兵士被骗诱开城门投降。宋军人城，将发动起义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杀。起义遭到失败。
王则起义
三年之后，贝州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领导者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给地主放羊，后来应募到宋军中当兵，起义前是宣毅军的小校。贝、冀等州本来有弥勒教在民间秘密流传。传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利用弥勒教的传说，传布着变革世道的舆论，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起义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义的经验，准备在庆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们庆贺新年时，各地同时起兵，攻取河北。由于这个计划事前被泄露，王则不得不在庆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节，提前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随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城内起义的居民，在面部刺上“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统治的坚决意志。
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仁宗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请往镇压。庆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宜抚使，以明镐（音号hào）为副，领大军围攻贝州。宋军攻城。久不能下。最后在北城急攻，乘义军不备，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起义士兵仍依村舍作战，直到最后被焚牺牲。宋朝统治者把王则、张峦、卜吉等押解到开封，残暴地处死。起义领袖们英勇地牺牲了。
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六十五天，但给予宋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起义利用宗教传播舆论，事前已有计划部署，发动后建置官属，有步骤地行动。比起前此的士兵起义来，显然又前进了一步。
第四节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争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宋代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一小撮占据大片田地，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又是地主阶级中最主要的势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起义，预示着一个更大的风暴就要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腐败的宋王朝处在了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中。
作为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宋王朝，和大地主、大商人相互依存，而又存在着争夺剥削农民的权利的利益冲突。大地主、大商人通过各种途径，夺取宋王朝的赋税、专卖等部分收入。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皇室的侈靡挥霍，又使宋王朝的消费急剧增加。消费巨大的宋王朝日益陷入了难于摆脱的财政危机。官僚们和大地主、大商人相勾结，军事、政治日益腐败，更使宋王朝“兵虚财匾”，难以继续维持它的腐朽统治。
面对着这样的形势，是继续因循苟简，还是作出某些改革，在宋王朝内部形成了保守与改革两个派别长期而尖锐的论争。围绕着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斗争达到了高潮。
神宗、王安石改变了真宗以来因循苟且的政策，向着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展开了斗争。变法虽然还是从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利益出发，但对大地主、大商人的打击，却是多少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变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且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神宗、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的国家的代表，仍然把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作为他们变法的目的之一，而同广大人民群众处在相敌对的地位，这就又决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一）王安石变法
一○六七年，宋英宗病死，子赵顼（音须 xū）继位（神宗），任王安石知江宁府。一○六八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政府、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起义），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宫。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论争的序幕，也开了王安石变法的端绪。变法派的基本主张，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方面下去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