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饯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顶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
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刺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 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俭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刺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火线的。宋人楼钥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间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县遇到汉族人对他说：“我的女婿戍边，已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金朝“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执天使杀之”（《北行日录》）。这个故事反映了金朝强迫汉族农民服兵役的情况，也反映了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女真族向封建制过渡后，由于激烈的阶级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要求安于田里，从事生产。一般富户也因为生活优裕，坐享田租，不愿当兵，或者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说：“北边轮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无还，而且夺其农事，不得耕种。”一一八○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到五十五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断实行通检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核实各户物力，按籍征兵。
夫役——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无不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开始扩建宫殿，之后又不断兴工。他晚年承认：“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会亲旧，所过州县大发民夫，治桥梁，修驰道，沿途农民深受其害。仅蔚州一地专为世宗采集地蕈（音训xùn）的役夫就达数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频繁，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逃避服役。
三、农民起义
世宗初年，金朝统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杀和“招抚”的两手政策，把汉族、契丹族等农牧民赵义镇压了下去。此后，女真贵族的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农、牧民的阶级斗争也趋于低潮。但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传》记载，一一七一年前后，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表明广大人民不断制造革命舆论，互相联络，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准备推翻女真贵族的统治。但往往因为事机不密，被金朝所镇压。
大名府李智究起义——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决心反抗金朝的统治，领导群众举行起义。他假托化缘，跑遍大名、东平等路，鼓动信徒，组织骨干，计划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兖州，然后在峄山集合起义军，以“应夭时”三字为号，分别攻取东平各州府。到约定的时间，李智究派胡爱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谋克军寨，夺取武器，被女真军士打败。与此同时，阳谷、东平等地起义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军来不及集中。全军在各地捕捉起义军。起义军骨干四十多人被杀。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义。
冀、同、鄜、潞、绛、解等州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河东、河北等路出现了大饥荒，金朝统治者仅仅颁发了“所在开仓赈恤”的一纸诏书，却没有半点救济的实际措施，因此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北京曹贵、西北路纳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琼以及洛阳县民，纷纷率领当地农民揭竿而起。世宗诏令元帅仆散忠义等人率军前往镇压。起义军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与金军展开英勇的搏斗。当强大的金军到达时，起义军就分散转移到各个山谷；当金军撤走时，起义军又聚集起来。金军找不到起义军的踪迹，就对各地村庄实行报复，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有时“连十数村屠之，戮及无辜”。各地起义军终于先后失败，领袖们英勇牺牲。
恩州、献州、密州等地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后，金朝统治者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各地农民刚刚点燃起义的烈火，就被金军扑灭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邹四，一一七八年献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许通和济南刘溪忠，都曾发动当地农民举行起义，但都被迅速镇压下去，首领被杀。金朝统治者还极力箱制人民的言论，只要人民稍有不满的言论，即加以“乱言”
的罪名，予以处死，借此对反抗者实行威吓。一一八一年辽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邹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县陈圆，就是这样惨死在金朝统治者的屠刀下的。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各地还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队伍，前仆后继地反抗金朝的统治。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有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长期在蒙山中坚持战斗。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领导的起义军，入城夺取官物，发给缺用的贫民。徐州有江志领导的起义。东京还有僧法通组织的起义。
（四）民族间的融合与斗争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世宗病死，皇孙完颜璟即位作皇帝（章宗）。在世宗，章宗统治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女真族和汉族之间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流，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合。
一、民族文化的变融
金朝初期，占领辽、宋地区后，推行女真文比。汉族居民逐渐学习女真风俗，男子都改穿女真服装。一一七○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去后记述淮河以北的情况说：“居民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都变得一样。衣装眼制也是女真的式样。只有妇女的服装还没有改变”。女真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习用汉族的语言。海陵王依辽、宋旧制确立政治制度，又倡导汉文化，学作诗文。女真贵族中，汉文化更为发展。世宗时，从女真官员到各地与汉族杂居的猛安谋克民户，普遍地学习汉族的文化、风习。世宗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的经史，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旧俗。他曾对契丹族大臣移刺子敬说：“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女真贵族、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对世宗说：“猛安人与汉人，今皆一家，皆是国人也。”唐括安礼上朝，依汉人礼仪朝拜，不遵女真风俗。世宗斥责他：“每事专效汉人”，要他“讲本朝之法”。一一八四年五月端午节，世宗亲自到上京，说是为了让子孙们看看旧俗。世宗率领女真贵族在郊外射猎，又在宫中与亲王、公主、文武从官欢宴。宗室妇女和女真长老依女真旧俗起舞、进酒。世宗说：“我来了数月，没有一个人唱女真本族曲，我来为你们歌唱。”世宗歌唱祖宗创业的艰辛。女真族老人也随唱女真曲。世宗在上京居住一年后回中都，临行又告诫上京贵族，“勿忘祖先艰难”。世宗一再倡导保存女真风习，也说明汉文化在女真族中的发展，不可遏止。章宗在即位前，即学习汉字经书，喜好词章。章宗统治时期，汉文化在女真族中更加广泛地传播。
汉语的通用 语言是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如同他们必须采纳被征服者的社会关系形式一样，也必然要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 ①与汉人杂居的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很快学会了汉语，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再会说女真语。世宗曾对太子和诸王说：“你们自幼习惯汉人的风俗，不知道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也有不通晓的。这是忘本。”世宗规定：皇宫卫士不通女真语的，必须勒令学习，不准讲汉语。一一七八年，章宗十一岁时进封金源郡王，世宗命女真进士完颜匡和司经徐孝美等教他学汉字经书，又学习女真语和女真小字。一一八五年，章宗封原王，用女真语谢封。世宗大为感动，说：“朕曾命诸王学习本朝语，只有原王说得好，朕很赞赏。”这件事说明，虽然有世宗的命令，女真诸王贵族能说女真语的人仍然很少。汉族语言日益成为女真族通用的语言。
尊孔读经 金初进军曲阜，金兵对着孔丘像骂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汉族）之无。’是你说的吗？”放火把孔庙烧毁。金兵又要掘孔丘墓，被宗翰制止。金熙宗开始尊孔，在上京立孔庙，亲自去拜祭，又封孔丘的后裔孔苁ス：Ａ晖踔驹诿鹚危崾尤逖АＪ雷谟执罅ψ鹂壮缛澹蘅浊鹉梗ⅰ靶ッ肀薄Ｕ伦诩次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