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对他的工作进行适当的监控。”换句话说，中情局将年复一年地紧盯着他。当西德的生物实验室开始运转后，特劳布向普拉姆岛要所需的病毒，它们很快就被运到了西德，而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经常到西德旅行，访问他的实验室。
埃里希•；特劳布和普拉姆岛
在纳粹的细菌战中有一项名为“癌症研究”的核心项目，特劳布在里面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还曾经为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工作过。但是，似乎每个人对他这些肮脏的过去都不计较，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效忠纳粹俱乐部的行径也不在意。实际上，美国农业部非常器重他，不仅粉饰了特劳布可疑的过去，还两次安排他担任普拉姆岛新建实验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对选择普拉姆岛这个地点修建实验室进行公众听证的前几个月，谢安先生还打电话给在海军实验业奶乩筒迹和他讨论建立实验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职务？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劳布参加普拉姆岛贡献日活动仪式之后仅两年时，当时岛上的高级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谁来接任呢？农业部认为需要找到一位 “具有杰出才干、声誉卓著、在国际国内都有广泛影响” 的人物。但是找来找去也没合适的美国人能接这个班。于是农业部又说：“最后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外国人。” 在农业部看来，“从任何方面来说，特劳布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尽一切努力争取到特劳布，他在战前和战后德国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劳布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时非常有选择性。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1960年，由于有人怀疑他涉嫌财产侵占，特劳布被迫辞了主管之职，但还是陆续做了三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离开了德国，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罗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儿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时，顺路看望了特劳布。当时，特劳布已退休约10年了。“我跟特劳布共进晚餐，一起回忆了旧日时光。”肖普说，“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号，埃里希•；特劳布在西德去世，时年78岁。
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莱姆病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 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
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
“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关节的疼痛令人无法忍受，而手指则疼得想把它切下来。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能说话，我还怎么布教呢？’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还有打字机，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还能活动，而我又习惯用右手。”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点点滴滴都锹枷吕础５彼打第一个字母“我”时用力过度，打字机掉到了地上。？0岁的我哭得像个孩子，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说。但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过的最谦卑的一封信。” 这封写得歪歪斜斜、磕磕绊绊的信，史蒂文以为没有人会读，但是安•；兰德斯（Ann Landers），这位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不仅读了这封信，还发表了它。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莱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来的成百上千的电话，他们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这些鼓励，史蒂文开始帮助别人，再说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复。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莱姆病帮助团体，并每月开办一次活动。通过这个组织，他发布时事通讯，出版录音带，分发宣传品，还在有线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每月一次。他还在市政会议、教堂、学校演讲，并且在一次美国议员针对莱姆病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证。
“虽然我已为基督教部门服务多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说，“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认为应该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预防的立场。”对莱姆病的钻研，将把他带入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领域。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 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当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The Belarus Secret）之后，就有间谍劝他把手稿交给政府进行审查，删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证国家安全。另外这些幽灵般的人物还交给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诉他一些内幕故事。通过这些线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奥地利前总统、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曾是纳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曾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官员，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恶的勾当 。经过这样的曝光，瓦尔德海姆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
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从前苏联的控制中逃出来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劳布一直为美国的生化细菌项目工作。我们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科学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谈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为美国农业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谢安博士通话，后来还曾三次亲自到普拉姆岛。一次是1956年的贡献日，另外两次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谢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员到访普拉姆岛，但是特劳布的几次访问都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在国家档案馆三份关于美国农业部的文件中，有两份标为“蜱研究”，另一份则标有“埃里希•；特劳布”的字样。但装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尘土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被尘封以后，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在那个年代，进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其实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军队参谋部的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应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化武器实验项目，各个感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当年的晚些时候，在一封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笺上这样写到：“我们应该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岛等地区建立相应的设施，进行生化实验，还应该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场”。那么，这个实验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岛呢？一点也没错。当初军方在检测普拉姆岛在冷战中的作用时，就把当地的风速、风向制成了图表。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岛上的风是吹向海边的，而不是吹到相邻的陆地上。
当时“感兴趣”的机构之一就是美国农业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实验点，研究危害农作物的喷剂在空气中的传播问题。驻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组曾做过“易受攻击性程度实验”，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这种病菌就是由特劳布的上司、纳粹德国细菌战权威专家、纽伦堡的战犯库尔特•；布洛梅（Kurt Blome）推荐的。它能够透过细微的缺口，因此，不久之后，就有11名上了年纪的男女感染了这种从未见过的沙雷氏细菌，其中一个还因此丧命。当这项实验在几十年后曝光时，军方否认应对此负责。此后，一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这种细菌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病原体……能引起心内膜、血液、伤口、泌尿和呼吸系统的感染”。1966年夏天，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还在纽约市的三个地铁站内投放了装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化学弹。虽然这种细菌没有毒副作用，但是由于地铁列车能在整个系统中传播细菌，理论上，这样的病毒投放能够造成数百万乘客死亡。
针对动物的活性剧毒细菌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两枚装有猪瘟病毒的导弹就投放在猪舍方圆460米的范围内。另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农场里，人们还试图用携带纽卡斯尔病毒的火鸡羽毛感染其他动物 。
军方从未真正放弃过用细菌武器对付家畜的努力。在美国军方向农业部推荐了普拉姆岛之后的两年，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获知此事后的第三年，军方停止了所有对家畜的生化武器实验。但是，他们仍建议应该把“对付家畜的细菌武器与军队的需要”结合起来，而且这样的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另外还应该把“针对食物的细菌实地实验与军用相结合”。比如1957年11月，美国军方就研究了切断前苏联的食物供给所需要的卡路里数：
只有在某个动植物生长季节内，使人均摄入的热量由2800卡减少到1400卡，才有可能威胁到前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换句话说，1400卡的摄入量就是其饥馑线。如果能够把食物的供应量降到这个水平，并维持12个月，那么，灾祸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增长20％，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95％，脑力及轻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80％。
在1964到1965年间，美国军方至少进行了6次户外牲畜围栏试验。在沃斯堡、堪萨斯城、圣保罗、苏福尔斯市以及奥马哈市，都曾经使用过模拟喷雾剂进行牲畜围栏试验，以便确定破坏食物供给所需的口蹄疫病毒的数量。
那么，军方有没有把普拉姆岛作为其户外实验场所呢？在这方面，农业部也逃脱不了干系，就像它曾在西部填埋过一些大型的实验场。总而言之，正是美国军方和农业部之间关于普拉姆岛的协议，才使得军队能够从农业部借到这块土地，并借着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所需的实验。
当时可能正是特劳布在监控这些实验的进行。根据一位曾于1950年间在普拉姆岛工作的线人透露，动物饲养员和一名科学家曾经一起在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