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就离开了普拉姆岛，布里兹才是当事人。农业部的官员怀尔达•；马丁内斯（Wilda Martinez）也和卡利斯一样，向公众解释，在疾病爆发之前，普拉姆岛并没有研究西尼罗河病毒，但是，她拒绝说明当时实验室中是否存有这种病毒。
但是，安德烈森博士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吉姆•；豪斯认为，1999年以前岛上就已经有这种病毒样本了。“当时确实已经有病毒样本了。这一点并没有清楚地传达给公众，他们在此事上撒了谎，这也是公众难过的原因。”确实很难相信，身为国内最大的外国动物疾病研究中心，普拉姆岛上会没有西尼罗河病毒，尤其是拥有27种西尼罗河病毒菌株的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所就坐落在对面，也就是长岛海峡的另一端。而且，爆发病毒的北福克马场是蚊子和鸟类从普拉姆岛到大陆的第一个理想休息处，之后它们才一路向东，把病毒传播到其他地区。农业部虽然派遣了紧急行动队到马场展开调查，但实际上，真正应该调查的是他们自己。
1999年，马丁内斯告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普拉姆岛有顶级安全措施并不代表它具有顶级机密。”但是，当我在联邦信息自由法案许可的范围内，向普拉姆岛病毒图书馆申请借阅病毒分类目录清单时，他们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我。
第一部分鸭子的死亡
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拉姆岛副主管
不只是由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的疫病爆发，普拉姆岛才受到怀疑，其中还有长岛养鸭场爆发的鸭瘟。
1873年，纽约商人爱德华•；麦格拉斯（Edward McGrath）、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从中国进口了北京鸭，以满足美国的食品消费。长岛东部的小溪、池塘和沙土非常适宜养鸭，于是，这里建起了很多养鸭场。到19世纪末，长岛已经拥有30多家独立的养鸭场了。养鸭业最兴旺的时候，美国每年要消费掉800万只北京鸭，而仅长岛地区的产量就有650万。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吃烤制或腌制的“长岛鸭”的热潮。但是今天，“长岛鸭”这个名称依然存在，而北京鸭却见不到了。
1967年冬天，繁荣的长岛养鸭业突然遭遇了寒冬。在三个相邻的农场中，三个月到两年大的鸭子成批死亡，其他鸭子也都颤抖、打晃，无法正常站立。它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欢快地拍动着翅膀，嘎嘎地高声叫，而是蔫蔫地匍匐在地上，无精打采。种种症状显示，这些鸭子体质虚弱，精神萎靡不振。无论是何种疾病导致了这样的情形，总之情况非常严重，超过半数的鸭群已经死亡。此时农业部插手对此事进行了管理，在他们要求下，6000只鸭子立即被毒死，5000多只鸭蛋被销毁，农场主因此而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经过检测发现，鸭子感染的病毒是“荷兰鸭瘟病毒”（也叫“鸭病毒性肠炎”），一种在荷兰、比利时和印度都能找到的地方性鸟禽疾病，这也是这种病毒在美国本土的第一次爆发。两位发现鸭瘟的动物医学专家对疫病爆发的缘由提出了疑问：
在美国大陆发现这种病毒确实有必要去探究它的源头。它是否已经在美国潜伏一段时间了？或者是从国外传播进来的？还是说，它是经由被感染的动物间接带来的？由于长期以来，长岛养鸭业从未出现过这种疾病的怀疑或报道，因此，病毒在长岛已经潜伏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很小。
曾经有一个农场雇佣过荷兰工人，还请过荷兰人来参观，但是疾病与此的联系不值得怀疑。“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鸭瘟很困难，几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对这样大面积的病毒感染做出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曾对这起就在附近爆发的疫病作过任何调查，以及岛上的实验室与此次事件有所关联。但是，在农业部一份《鸭瘟：旧世界时代的疾病来到了新时代》的宣传单中写道：“虽然经过了仔细的调查，此次疫病爆发的源头仍然没有找到。”
三年后，农业部宣称已经彻底根除了鸭瘟病毒，同时还表彰了长岛养鸭场的农场主，说他们在铲除鸭瘟的战役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普拉姆岛实验室也开发出了相应的鸭瘟疫苗。但是对农场主来说，这样的表彰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当他们的鸭子感染荷兰鸭瘟时，他们所在的萨福克县受到邻近的汉普顿房地产大亨势力的左右，所有的鸭舍都被销毁了，附近的小溪、池塘里到处都是那些被遗弃的患病的京白鸭。在“保护环境”的名号下，政府下令关闭了所有养鸭场，曾经是长岛东岸经济支柱的家庭农场也随之消失殆尽。随后，在农业部的宣传册上，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管理及时、得力，这次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扩散到纽约州以外的地区。”
不幸的是，农业部对这次疾病战役的估计是错的。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长岛野生鸭发现致命疾病”的文章，预示了这种疾病在未来的爆发，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则短小的报道指出，在佛兰德湾，即长岛南北两角的末端，发现了61只野生黑鸭死亡。一个内务部官员承认，这次发现比农场爆发的鸭瘟更为严重。他是对的，野生水鸟的迁徙旅行是无法控制的，从长岛养鸭场感染鸭瘟的野鸟把病毒传播给了北美各处的大雁、天鹅、蓝翼水鸭和绿头鸭。1970到1971年，感染病毒的水鸟遍布宾西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到1973年，病毒又传播到了南达科他州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导致了4万只绿头鸭和加拿大鹅的死亡。它们的尸体被堆积起来焚烧，场面惨不忍睹。到了1975年，疾病已经扩散到了墨西哥湾和加拿大。
直到今天，这种病毒仍在扩散。
当鸭瘟率先在三家农场出现的时候，两名当地的兽医把尸体和组织切片送到了普拉姆岛实验室，以便确认感染的是荷兰鸭瘟病毒。普拉姆岛的官员告诉记者，这种病毒不可能是从岛上流传出去的，因为他们是从疫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研究病毒的，这和几年后对待西尼罗河病毒的态度如出一辙。但是，正是普拉姆岛确认了这种疾病是外国鸭病毒，所以，我们至少能够断定，普拉姆岛配备了相应的诊断工具，而且他们的资料库中有这种病毒样本。再怎么说，只有当病例样本与他们资料库中的病毒样本吻合时，他们才能做出这样的论断。关于这种在他们自家后院发现的新病毒，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是这样评价的：“长岛被指认的鸭瘟是由一种新病毒引起的，看来，它是从外面引入萨福克县的鸭农场的。”那么，这次的鸭瘟病毒会不会是从实验室中泄漏出去的呢？早在1970年，普拉姆岛就开始了对鸭瘟病毒的研究，并且感染了一名患有肝炎的人。岛上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写道：“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第一，这是我们国家从外面引入的一种新型鸟禽疾病，第二，这种病毒很可能是导致新的人类病毒（结合鸭瘟和人类感冒病毒）的罪魁祸首。”
今天，长岛的养鸭场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汉普顿价值百万的房地产项目。曾经辉煌的养鸭业只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见证。一个是一尊6米高的水泥鸭塑像，是1931年一位农场主为了卖鸭子和鸭蛋铸在路边的，现在，它成了县公园大门旁边的装饰。另外一个就是本地名叫“长岛鸭”的棒球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00年，它的名字代表了纽约州已经消失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恐怕这支棒球队的球迷十有八九都不知道球队名字的来历。
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一样，自从在美国本土被发现以来，荷兰鸭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蔓延的脚步。而且，和那两种病毒一样，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传入美国的。
虽然，对于当时的鸭农来说，1975年开发的病毒疫苗已经来得太晚了，但是在谈到为长岛养鸭业准备的疫苗时，普拉姆岛的副主管约翰•；格雷夫斯博士（John Graves）说：“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种传染性病毒——伯氏疏螺旋体病毒、西尼罗河病毒和鸭肠杆菌病毒都是外国病毒侵入美国本土的实例。这三种病毒都在相同的地理位置发作，都在一个专门研究外国病毒的实验室附近爆发。而这个实验室虽然号称保卫严密，但的确发生过病毒外泄的事件，而且造成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事实上，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也确实存在隐患和漏洞。但是，公众却被迫接受这样的解释：这三种疾病没有一种与普拉姆岛实验室有任何关联。
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盲从”了。
如果您继续读下去，不妨考虑考虑这样的断言到底意义何在。
第二部分起源
“普拉姆岛将允许军方的化学部队根据引进的病毒执行相应的任务……这也就是生化细菌战的意义所在。”
已解密的军队报告（1951年）
就在1956年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召开贡献日的前几天，美国开始了第一个细菌战项目。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有惊讶的发现：普拉姆岛与它的公众形象并不一致。
当时，血淋淋的事实被作为秘密掩盖起来，但是细菌战的目标——国家安全却受到了领导人和媒体的欢呼。1945年，《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在提到战争中的科学故事时，我们这里有一个比原子弹更伟大的故事。”他们说得没错，就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前几个月，美国宣布开发第二种武器：致命的微生物病毒。当时，英国的生物武器开发只有45人参与，而美国却多达4000名。军方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开展了“战争研究服务”项目（WRS），民用化学专家乔治•；默克（George W。 Merck）负责领导该工作，从全国各顶尖大学招募的科学家为项目提供建议和咨询。
这些参与此项工作的人感受到的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在本质上，他们与爱因斯坦和欧本海默并没有什么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就参与了战争研究服务项目，他说：“就像发明原子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的纠缠。”
在此之前，关于细菌战项目的目标，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阿尔伯特•；韦布博士（Albert Webb）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他说：“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韦布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全貌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我们知道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和前苏联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再说，就是从自卫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弄明白细菌战到底是什么。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不怎么样，但我仍然觉得，在当时这是很有必要的。”
韦布的上司埃德温•；弗雷德博士（Edwin Fred）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主管，他是位兽医。另外，乔治•；默克领导的项目中还有阿沃•；汤普森上校（Arvo Thompson）、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创始人艾拉•；鲍德温博士（Ira Baldwin）、威廉姆•；黑根博士（和埃里希•；特劳布一起建设普拉姆岛，帮助鲍德温博士创建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跟所有医学博士类似，这队人马都受过传染病的训练。但是跟他们的医生同行不同的是，在开始行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经历以“我们不伤害……”开头的宣誓。韦布博士在回忆这两种行业的思想倾向时说：“医学博士们无法摆脱这样的情结——他们是不能协助杀人的。而我们兽医则不同，在这点上我们没有什么禁忌。”他还说：“最显著的不同是，我们二者对研究对象的死亡态度不同。对我们来说，动物被宰杀以供我们食用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虽说让兽医成为项目的领导成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实际上，他们恰恰是进行生化细菌战研究与开发的最合适人选。
在珍珠港袭击到来之前，全美充斥着孤立主义与对生化细菌战的不屑一顾，这使得美国面临严重的威胁。英国、加拿大、德国、前苏联、日本和法国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美国一直都没有真正行动起来。但是，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却建起了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先进的生化实验项目。
1942年，战争研究服务开发了“1号项目”，黑根博士被任命为负责人。他是炭疽热专家，这是一种在牛、羊身上常见的病。这种病也被称为“毛工病”，因为有时病毒也会感染剪羊毛的工人。虽然人类很少会感染炭疽热，但它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病毒。乔治•；默克认为，这种病毒是制造生化武器的首选，于是把它作为项目成立后的首要任务。炭疽热是剧毒的，但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并不强。
黑根博士试验了很多炭疽热菌株，并把它们盛放在一个称为醋塔的10厘米高的玻璃瓶中。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病毒就会凝结成球状休眠或产生孢子，这样便能抵御恶劣环境，如低温的威胁。当周围的环境变得适宜时，坚硬的孢子就会打开，并重新活跃起来。黑根发现，第99号菌株的病原体毒性最强，于是他把它分离提纯，并把99号菌株干燥制成生物武器。于是1943年，在纽约伊萨卡的一个小实验室里，黑根博士发明了地球上效力最强、富集度最大的炭疽热病毒。炭疽热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生化细菌项目开发中最重要的生物武器。与此同时，黑根获得了炭疽热武器之父的称号。在后来的二战中，英国曾要求获得此炭疽热的样本，并把它命名为“黑根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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