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没有我们理想的选本那么完全，（比如郁选散文全部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大体看来，这六本书实在比一般选本强多了。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二十二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得失成败，皆条分理析，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还有点感想，对目前几本书已近于亡羊补牢，无多大意义，却值得将来预备编十七年到二十六年这十年间的选家注意。
第一，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第二，编选者既然担任了这种工作，不论它有无物质报酬，责任必荆取舍之间应十分谨严，且最先就必需把相关材料找寻齐全，一一过目，再从中有所抉择，极客观的说明它的经过。
第三，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应对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作者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
第四，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事实。编选人名头能号召读者是一事，他适不适合选这本书又是一事，他肯不肯认真选这本书又是一事。花个三百五百块钱以外，还得给编选者种种方便，把相关材料供给，完成时间且不能太匆促，就因为这种书不应当太草率从事（虽明知道无从十全十美，至少也得努力接近这个理想）。
第五，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给版税？倘若多的另有办法，少的是不是也应当有个办法？一家正当书店若想在读者与作者间取得信托，照例是应当把这种书的版税按比例分给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书业才可希望日趋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选本日见减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第10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并介绍《诗刊》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样真对于大家有益，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作者需要，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可以把刊物办得象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奸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
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感情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民国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待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原稿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把刊物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二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渴，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则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荆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侥幸成功，这希望实在渺茫。若目的在大多数读者来支持一年，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面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
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对当前社会是注重事实，还是重理想？这些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须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
第11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或情绪基矗谈它时，似乎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一说二十八岁），即来湖南主持实务书院讲新学。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先生。他是为此而献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活动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当时实如字面意义，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欧阳予倩是这个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的主要角色。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优秀学生之一。常德省立师范则因培养了整个湘西二十余县的师资而著名。这个学校不仅培养过许多优秀教师，同时还产生许多革命家，滕代远即出身于这个学校。彭施涤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以头脑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兑泽、嶎云等中学无不各有所长，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感情激荡，反映于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景深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礼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思想开朗、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达官伟人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至于如何用笔，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Z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小说作法》、《散文作法》一类辅助写作读物、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