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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情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是倾向一致性。谈人生文学，虽具体，含义仍不够明确。使文运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当时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为目的，自张一军，纯粹用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前期几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文学为目标，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道路。
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再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他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戏剧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总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剧。田汉先生是南方写独幕剧成绩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贡献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热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苏北人。
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一致发展实不平衡，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国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认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成就亦热闹一时，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一类的作品。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光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从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又罗恺岚、彭家煌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说作家。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严谨见称的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军队生活作背景，写成了《一个女兵的日记》，曾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动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编了几部书，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业中，曾对国家作出极大的贡献。抗战以前，且对新文学的出版，也感到兴趣，做出了成绩。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作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
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习，即张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因笔下讽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为叶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息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已作出相当贡献，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充满敬意。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必然能留传下去，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进步里程碑的。个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竟若自然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以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似乎正如屈原说的臭草与香花杂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焦达峰、宋教仁、熊希龄、范源濂，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和主持曹锟贿选的猪仔议会的彭允彝。当前有法学家周鲠生，经济学家杨端六、伍撝干，法学家戴修瓒，科学家胡庶华，史学家余嘉锡、向达诸先生，同时也有周佛海这种叛国投敌的人物。这种〃极端〃继续与扩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此后，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难出现。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及其他许多方面，实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来吾人所有痛苦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显明长处能加以发展，显明弱点能尽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湘、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欲家乡一切稍稍象样合理，即不可得。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
第12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报纸的有机性
在昆明住下稍久，对新闻事业和文学运动有点兴趣有点理想的朋友，必然会觉得昆明市的报纸，一般水准都相当高，在大后方足与重庆报纸相颉颃。惟特别注意社论，忽略了副刊，两者又似异而实同，同样漠视一个报纸的有机性。主持人为求业务稳定，都知道一个报纸对于出钱方面的后台，登广告的商人，以及那些嗜好不一的普通读者，全应当有个交代。然对于报纸本身，编者和投稿者，在日月积累中还可能作的更大贡献，便疏忽了。也可说，只顾极力谋取本身支持得住，利用了当地廉价的知识能力，却放弃了一种进取的权利——用按日出版的报纸，有计划的来训练少壮有为的记者，或培养本地有希望的新进作家，从而使报纸本身也日益充实扩大的权利。
社论的执笔者
照习惯，昆明公私报纸的社论，多邀请学校较有名望的专家执笔，这就是我说的能与重庆第一流报纸比肩的原因。谈国际，谈一般社会问题，专家意见自然值得尊重。可是谈地方，谈某种实际问题，便不免稍稍隔阂。且所有社论不出二十个人的手笔，分别轮流写去，因之多见不出个性特征。社论既多由社外人担任，社内少壮有为的编辑，于是多只编编例常的新闻。新闻来源大多相同，于是只能在标题上或编排上用点心。编辑不写社论，即容易失去对于每一问题的真正关心及深刻认识，再用笔来推测事件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表示个人见解的机会。
事业雄心与职业兴趣
工作不太紧张费力，很多人便兼了两处或三处的职务。有的性质相同，有的性质不同。兼差一多，即把本身绊住，到必须分别派往外埠工作，或参加国内外重要集会以资观摩时，想走动就不容易。从表面看，一个新闻从业员，当此物价高涨之时，编两处同样新闻，自然相当省事，生活也可望比较从容。若从深处看，则对报纸对个人，损失都未免太大了。许多有希望的干材待发展的长处，不牺牲于这个制度下，也可能在习惯中把才能萎缩了，销磨了。从事这工作的，不可免渐渐失去创造事业的雄心，而只保留下一个职业的兴趣。职业兴趣在一个待发展的都市，实不易持久。不甘心如此下去，想有所挣扎的，多走同一道路，即脱离本行转业。机会一来，或入银行作经理，或入省府各厅任科长，或作了县长税务局长。转业的结果，个人也许得到了出路，但为新闻事业想想，若保不住优秀从业员十年二十年始终其事，编辑部永远只是一个训练大学生或中学生新手或老手转业预备的机构，其不经济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情形下，办报的感到困难，报纸不容易见出特别进步，是意中事然新的问题且随同战事结束而来，即学校复员。客串社论委员的必走，航运便利，京沪平渝报纸当天可到昆明。昆明的报纸在广告营业方面，有个地域制，还不至受竞争影响；至于对国事表示抽象意见的价值，即不免日益低落下来。报纸的地方性越局促，优秀从业员流动性必更大。勉强守住岗位的，也越不容易在职务上发展长处，在国际国内与同业争一席地位。这无形损失，说真话，比一二报社赔本关门还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对于新闻从业员所抱的希望，原以为优秀分子在工作上积累经验，储蓄知识，即可望进而成为国际间第一流记者，这种记者的一支笔对于广泛人民所具教育影响，又远比什么委员、厅长、参政、代表还重要十分，我们就会意识到八年来这方面的损失如何了。
副刊的重要性
其次是昆明报纸对于副刊的忽视。副刊在新闻报纸的发展史上说，本不是个了不得的部门，但已是个不可少的部门。
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报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就是这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化，由于刊物杂志兴起，副刊有一个时期就衰落了。但从九一八以后，副刊又成为文学运动最适宜的工具。如以东北言，一切书报不易出关，但关外报纸却大量转载国内副刊上作品，成为沟通国内情绪最重要的读物。七七抗战以后，后方内迁报纸因经济关系，不能不适应环境，缩小篇幅，将副刊地位移登广告。昆明报纸既没有用副刊教育读者的习惯，地方成为国际交通据点后，广告业务更加拥挤，因此某一时好些报纸索性取消副刊。就是有副刊，也只是就剩余篇幅随便凑点东西，有等于无。当然不会想得到如何来设法特别聘一编辑来主持其事，每月花一笔钱作稿费，来增加报纸文化价值，并用它来造就本地作家了。也有意识到副刊的良好意义，且欲排除习惯上的困难有所致力的，或因习惯限制，或因人才不济，末了照例是来个杂文大会串，聊以解嘲，以为从兴趣着手容易争取读者。办报的即相当实际，不甚对抽象价值发生兴味，所以许多能写作有希望的本地年青作家，还是得不到应得机会，来学习，来创作，把作品水平慢慢提高。因之本来可用作介绍学术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工具，结果是炸酱面作法、太极拳妙用全上了场，无助于学术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风气最大损失，即年青作家不能作正常发展，把副刊弄些小趣味，还能寄托什么希望！
青年作家的训练
若昆明几个报纸，一起始即看得远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把报纸留一部分篇幅办副刊，能更有计划来处理它，用作本省青年作家练习写作的场所，八年中，充满鲜明地方性的优秀作品，将不难在本省出现。但是，正因为疏忽了这一点，到上海的小报化刊物倾销入昆明后，不仅无从抵抗，为了争取读者且有摹仿学步趋势！特别是某种官办报纸，对此事具有兴趣。有人说，这是有意为之，引人兴趣转入琐细，忘去大处。正如鼓励跳舞而禁止游行，许霉烂，不许进步。结果是命令一来，同归于尽。好报纸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