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舟见俄方仍无交还之意，便亲自前往收复，马六舟先到哈尔滨，3次约见高培里，高避而不见，于是马六舟亲赴观音山金矿视察，见俄人在矿上建造房屋，蓄意制造困难。马六舟深感问题的复杂，难以采取强硬措施，便转而从瓦解矿工、孤立俄人入手收复矿权。他耐心地做华工的工作，华工晓明大义后纷纷离去，存留者十无二三。俄人的亲信和翻译见势也都不愿继续为俄人卖命。是年八月（公历9月），俄人在极端孤立、窘困的情况下，只得将观音山各厂一律交还。收回观音山金矿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之后马六舟又据理力争，收回了松花江、黑龙江的航权，如史载：“松花江、黑龙江航权，我与俄共有之，而为俄所垄断，亦以君力，得以购轮运输，如旧约”。＇2＇
马六舟突出的实绩、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深受程德全的赞赏，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他再次上奏光绪皇帝，以候补同知的资格，委任马六舟为黑龙江省矿政调查局会办，并让他总办筹备该局的一切工作。马六舟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做出了贡献。
二、维护国家权益，回族儿女保护新疆资源＇3＇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矿产丰富，向为沙俄所觊觎。19世纪50年代回族百姓为捍卫国家的矿产资源不畏强权，宁死不屈。
咸丰年以前，清廷为了筹措军饷，下令“广为开采〃，鼓励各族百姓在新疆开采矿山。甘肃回族徐天尧、安玉贤等人来到新疆塔城雅尔噶图金矿以采金为生，雅尔噶图在塔城西南，距中俄边界七八十里，属中国领土。而自咸丰元年（1851）《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沙俄取得了在塔城设贸易圈的特权。随着雅尔噶图金矿出金越来越旺，沙俄开始垂涎金矿利益。咸丰三年，沙俄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通过西伯利亚总督向清伊犁将军奕山提出无理要求，妄称雅尔噶图金矿属俄国，要求中国方面撤走挖金工人。奕山害怕得罪沙俄引起事端，虽然在复文中申明雅尔噶图金矿在中国境内，属中国所有，但又迫于俄人压力，下令封禁金矿，“将民人全行撤回”。徐天尧、安玉贤等矿工毫不畏惧俄人的威胁，以中国人在本国土地采金，外人无权干涉据理力争，继续前往此矿采金。沙俄蛮横无理，多次向清朝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要求派兵前往雅尔噶图金矿驱散矿工，但其无理要求未获同意，矿工们仍坚持挖金。沙俄塔城领事恼羞成怒，带领侵略军于咸丰五年（1855）二月，包围雅尔噶图金矿，将矿工陈兴、张元等六人堵在洞内，放烟熏死。五月，沙俄侵略者又枪杀我矿工五人。不久，安玉贤等人被抓，遭严刑拷打后释放，命令他“回城报信”。其他矿工则惨遭沙俄迫害，“冻饿、绳捆、投河、立逼身亡良民数百名。”
沙俄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各族矿工的极大愤怒，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以徐天尧、安玉贤为领袖，抬尸前往塔城，聚于塔尔巴哈台通商事务章京萨碧屯的官署前示威请愿。他们上书：“小的看俄罗斯之意，有（意）暗占我国疆土。小的等俱系天朝黎民，犯法既死，情所甘心，但不惧怕俄罗斯。”＇4＇要求侵略者交出杀人凶手，否则就要放火烧毁沙俄在塔城的贸易货场。但未予理睬，8月26日夜间，五六百名愤怒的回、汉矿工在安玉贤、徐天尧的带领下，聚集于沙俄驻塔城贸易圈周围，怀着对沙俄强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矿工的强烈义愤，由安玉贤带头点燃了沙俄贸易圈。当夜风大，火借风威迅速蔓延，很快将沙俄贸易圈内屯集的货物及50间房屋烧毁，沙俄驻塔城领事狼狈逃跑。9月21日，徐天尧等人上禀朝廷，历述事实真相，控诉萨碧屯等人勾结沙俄残害矿工的卖国行径，揭露了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肆意杀害中国矿工的罪行。清廷迫于无奈，将萨碧屯和管理洋商的笔帖式阿弼善革职，并调离塔城参赞大臣英秀。但早为列强所震慑的清廷为讨好、安抚沙俄，以“使该洋人等，诚心悦服，勿因细故，致启衅端”＇5＇为借口，将徐天尧、安玉贤逮捕押往伊犁，临行前当地百姓来为他们送行，“万首齐观，敛钱资助路费，势颇汹汹，其意为若办理不得其平，众情必不帖服”。＇6＇
三、外交奇才杨儒大义凛然，拒俄殉国＇7＇
杨儒，字子通，广州回族。早年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成绩优秀。光绪十八年（1892）以四品卿出任美国、日本、秘鲁三国大使，任职四年，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修定《中美华工条约》。历任通政使司副使，左副都御史。二十二年（1896）调任驻俄、奥匈、荷兰三国公使，二十四年，晋工部右侍郎，再升左侍郎，仍留俄国为公使，是我国清末著名的外交家。
杨儒任驻俄公使期间，正值沙俄侵华时期。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唐沽，杨儒奉命递交国书，请俄国出面调解。联军攻陷北京后，俄国以保路为名，武装侵占东北三省。杨儒受命前往黑海行宫与沙俄协商，谈判归还我东三省事宜。谈判中，俄方蛮横无理，拒不撤兵，竟私下与清将军增祺订立密约九款，攫取我国利权。杨儒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正言道：“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畀？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最终迫使俄方取消与增祺所订的密约，同意另立正约。光绪得知消息，予以嘉勉，授为全权大臣，继续负责与俄国的交涉谈判。次年1月，沙俄食言，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提出谈判草约十二条；三月又交出最后草约十一条，并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限十五天画押”，“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哗然。社会各界要求“严据以救危亡”。而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军机处电令杨儒自行“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李鸿章则致电杨儒，令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与俄国直接谈判的杨儒在国内外压力下，处境极为困难。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杨儒最终不惧强权，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严词拒绝，表明了他强烈的爱国立场。沙俄见威逼不成，欲用重金收买他，据《碑传补》记载：“俄人屡迫其签约，不获，遂则大言日：‘公勿虑，公所惧者，政府之加罪耳。以贵国今日之国势，谁敢加罪于使人，以撄邻邦怒者？不幸而获谴，则于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矣”。面对俄人的百般利诱，“杨君卒不应”＇8＇断然拒绝。时局艰危，杨儒处在朝廷内无定见、强敌外逼的煎迫之中，心中如焚，一病不起。沙俄以其有病为借口，命驻华公使戢耳诗直接与李鸿章在北京谈判，杨儒闻讯，抱病上书朝廷，请准其继续与俄谈判，但清廷未许。二十八年（1902）正月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忧国忧民的杨儒在彼得堡带着未竟的夙愿和无限的遗憾忧愤而卒。光绪闻知，谕曰：“杨儒才识宏通，由道员派充出使美国大臣，调充出使俄国大臣，办理交涉事务，不避艰难，力顾大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9＇，寻赐祭葬。清人论其爱国之举，感叹道：“呜呼！如杨君者，素非有赫赫之名也。徒以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盖自爱其族者，有心知血气者之所同也。书之以告今后之秉国政而掌外交者。”＇10＇
四、回族志士情系西藏，捍卫国家主权
近代以降，英国等列强图谋蚕食西藏，分裂中国的阴谋早已路人皆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少回族志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代表性的人物有马吉符、刘曼卿、马和堂等人。
马吉符＇11＇，字竹君，安徽怀宁人。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通晓英、日两种语言文字，立志从事外交公务，报效祖国。1901年经其堂伯马维聪推荐，到四川提督马维骐处充当幕僚。第二年又经马维骐保荐作为外交事务人员赴藏襄助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的8年里，先后任拉里、后藏、靖西、亚东、江孜等重镇实缺，在前三个地方任同知之职，在亚东和江孜关则任监督之职，在拉里还担任过军粮府的粮务。他在西藏任职期间，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加工制造业，开发矿产，建立医院与联合诊所、藏汉文化识字班、小学和职业学校，为西藏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成绩。他热爱西藏，努力学习藏语、藏医，其足迹遍及西藏各地，自号“雪山樵”，在西藏他深得藏、汉、回等各民族百姓的称赞。
马吉符初到拉萨任驻藏大臣公署文案，针对当时西藏的形势，他富有远见地提出：“若能团结西藏人民，励精图治，充实国防，以杜外人觊觎，又开展平等互惠的正常国际贸易，一面绥抚与西藏毗邻的廊尔喀（尼泊尔）与布鲁克巴（不丹），以保边境，则藏事仍大有可为”。＇12＇
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南侵，顾及西藏，于是英国政府在侵占锡金之后，遂命副将荣赫鹏、统协马镇台率远征队入侵西藏。清政府下诏派驻藏大臣裕纲以及后来代替他的有泰，都遭十三世达赖的反对和阻止。而达赖自行组兵到前线与英兵未交火而自行溃散，结果英军直捣拉萨，达赖逃往西宁，留下藏官与英侵略者直接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赔偿兵饷250万卢比，允许英军在亚东（原为春丕）一带驻兵，等赔款缴清并亚东、江孜、噶大克3处商埠开通3年后始行撤兵。但由于清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不予签字，条约无效。以后清政府与英方代表又重订条约六款，声明英国不能占领西藏领土及不干涉西藏内政，但仍以《拉萨条约》作为附件。英军侵占亚东期间，事端屡起，祸害百姓，为此，新任驻藏大臣联豫调派马吉符为亚东地区重镇靖西同知，要他主持对英交涉事宜，维护西藏主权，迫使英方撤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末，按条约规定，中国依约交清了赔偿英国军费和开埠3年，英军理应立即撤兵。但英军故意违约，无撤军意向。马吉符当机立断，代表驻藏大臣，向英军驻亚东政务司交涉，严正要求英军立即撤出西藏。由于他熟悉国际法，按约办事，义正词严，迫使驻亚东英军请示英驻印度总督后，于第二年二月八日撤出亚东山谷的全部驻军，中国边防军快速接管了亚东。恢复了我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马吉符调任亚东监督，重建边防哨所，恢复地方秩序，监督英军从江孜全部撤离。
1909年，马吉符还全力以赴地投人建设江孜、维护主权、保卫西藏的一项艰巨的谈判。江孜系西藏重要商业城市，根据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后为《中英条约》附约），要求开江孜为商埠，江孜对英国开放始于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与英国所订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又允许英、印侨民在商埠内征地建筑，规定“中藏官员与英商务委员商酌划定英印建筑地段”。实际英国的企图是将此商埠开办成上海式的租界，以遂其逐步侵略西藏的阴谋。驻藏大臣联豫则命马吉符研究对策。马吉符认为：修订通商章程已贻误于前，划定建筑地段不可再误于后，必须居于主动地位，将江孜建成我国自开之商埠，以挽救修订通商章程之失误。他在中英谈判开始之前，先将市区建设重加规划；将江孜全埠土地详加勘测，制定远景建设规划；训练警察，以防英人借口插手江孜治安；开办煤矿，发展经济；主持草拟《商埠暂行裁判章程》，以适应审理英、印侨民犯罪所需。为应付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他于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如：在划定地段内，中国自行修建公路，英人不得过问；在商埠地段内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在地段内，英人可以租赁零星地面，但不能拥有大片联属之地，即不允许上海、天津、武汉的租界重见于江孜。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英就商埠地段划分在紧张气氛中开始谈判，英人持强骄悍，发言多有无视国际公约之处，并无理索地1000余英亩（合7000余亩）及索要划定地段的筑路权。经过马吉符据理争辩，严正驳斥，英方十分难堪，最后决定，英、印建筑地段为117英亩（702市亩），占全埠面积二十分之一。在地段内马路由中国自建，派军警保护商埠划分的地段，英人对此不得过问。这次谈判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后果，然而由于马吉符等中方谈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制止了英人企图在西藏境内建立租界以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再次捍卫了祖国在西藏的主权。
后人高度评价马吉符：“马君以名诸生，游西蜀，历任拉里、后藏、靖西、亚东、江孜各缺，前后凡十载，整顿地方，创办新政，所至有声。其与外人交涉也，以保全主权，辑陆邦交为主旨，刚柔互用，强邻莫不慑服，英人蓝皮书，斑斑可考。此其成绩，岂偶然哉！盖成竹在胸，故指挥如意耳。”＇13＇而当时的英国人对他也是赞赏有加，1908年英国外交部密档E．585…590记载：“吉符先生通英文，这使他与入藏西方人接触更为方便，对于知己知彼处理外交事务有利，这在当时清朝驻藏官员中没有几个。”他还著有《藏政撷要》、《藏牍·劫余》、《西藏交涉源流考》等书，集中阐述了他开发、建设西藏的战略思想。
刘曼卿＇14＇，藏名雍金，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阳火马年）出生于拉萨。其先人“原为汉籍，清中叶随某使者入藏，遂家拉萨。” ＇15＇ 她的父亲刘荣光（又名刘华轩）担任藏汉语之间的翻译，“曾为进贡大臣秘书，往返北京拉萨间数次”，＇16＇ 后任职于成都的班禅办事处。＇17＇ 她的母亲是四川康定的藏族＇18＇，是回族与藏族通婚的后裔，刘曼卿“笃信天方教真理” ＇19＇，她家是拉萨大清真寺寺坊的教民。1915年她随父母迁居印度大吉岭，她12岁时（约1918年）随父母回国，“侨寓北京，改服汉装，就市立第一小学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