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她随父母迁居印度大吉岭，她12岁时（约1918年）随父母回国，“侨寓北京，改服汉装，就市立第一小学肄业，天资聪颖，半载已通汉语”。＇20＇上了三年小学后，她升入北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又到道济医院学护士，“蓋以卫生教育为西藏所急需也。”＇21＇ 由此可见，她早已心系西藏，树立了自己的志向。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蒙藏委员会成立，刘曼卿“以女士谙藏语，延聘入京”。＇22＇ 是年冬，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奉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到南京晋见蒋介石，刘曼卿任翻译，得蒋赏识，“蒋委为国府文官处一等书记官”。1929年，她以半官方身份持蒋介石书信出使西藏，时年仅二十三岁。1930年2月1日，刘曼卿一行历尽艰难抵达拉萨，她先后两次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成功地消除了达赖喇嘛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怀疑”。＇23＇ 1930年8月7日顺利完成使命回到南京。1931年国民政府特发给她褒奖状：
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驱驰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义，无愧轺车专对之才用，特给予褒状，以示奖励。此状。
主席：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年□月五日＇24＇
1931年，她的著作《康藏轺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梓。1932年5月，她又作为西康调查专员和蒙藏委员会顾问入康藏调查，到达云南的丽江、中甸等地，由于康藏发生战事而未能入藏。她又撰写了《康藏轺征续记》，1938年正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刘曼卿还曾与黄警顽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于1937年出版了《边疆教育》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教育学的最早著作之一。她在书中提出，边疆教育必须要以提高人民生活，以生产教育为出发点；必须提倡、贯彻三民主义的教育观；教育必须坚实民族思想而成国防教育的中心（爱国主义）；必须融化种族的歧视谋中华民族教育本位的建设（民族平等）；必须迎合宗教背景辅导感化教育的推进（民族特色）。她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角度来论述民族教育（边疆教育）的重要性，这一教育思想在今天同样具有暮鼓晨钟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她积极参与、组织了各项活动。1931年10月，她与在京康藏人士发起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1932年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参加“国难会议”，与九世班禅代表等人提出“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同年11月她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自任团长，宣传团结抗日。1938年参与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1939年2月，她作为“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团长到达拉萨，在藏活动四个月，其间曾在拉萨清真寺、拉萨小学、西康商人游园会等处公开演讲，积极宣传抗日。大约在1941年，这位风华正茂的巾帼英雄因病辞世，年仅35岁。
马和堂＇25＇（约1 880一约1942），藏名次仁旺堆。家名“胜康叶”（藏语译音，西藏贵族和官员都有家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1876—1933）任职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著名的回族官员。据史书记载，“马为川人，父为川边游击，以后全家留藏……历为噶厦汉文秘书，颇以文学见知于第十三辈达赖。”马和堂的官职是五品。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专门在罗布林卡内召见他和他的儿子，为他的三子马玉贵起藏名为罗布次仁。还把自己的坐骑赐予马和堂，马颈上系着黄色带子，这是达赖喇嘛所用之物的标志。马和堂可以骑此马直人罗布林卡的宫殿前，或到布达拉宫后山的下马处，其他官员没有此种殊荣。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于圆寂前立下公文，责成噶厦政府资助马和堂的第三子马玉贵到内地学习以承父业。马和堂不仅以其汉文翻译而得到器重，而且在密切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马麒“艳电”沥血以告，挫败英国分裂西藏图谋＇26＇
20 世纪初，清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被推翻，民国初建，国内政局动荡，英帝国主义乘此机会加紧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在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英国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通道。1914年英国政府又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提出“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西藏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但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这时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外交承认和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洋政府参加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谈的“西姆拉会议”。会议上西藏代表在英国唆使下，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提出“西藏疆城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这时，英国按事先策划好的方案，提出了所谓的“折衷”方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这个“折衷”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如此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代表的反对，拒绝签字并声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此“条约”和任何类似的条约文件，但英国和西藏当局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炮制了所谓的“西藏地图”。但北洋政府代表受袁世凯媚外卖国政治的影响，在会上屈从英方划分的所谓“内藏”、“外藏”的要求，同意将“青海南部之地，划入内藏地区”，这就等于部分承认了《西姆拉条约》和所谓的“西藏地图”所划定的区域范围。会议一结束，秉承北京政府妥协退让旨意的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就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私下协定，按“西藏地图”将川西大片土地纳入西藏，进而以“内、外藏”划分范围，武装占领本属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之玉树地区，一时西陲形势逐渐紧张。亦如时人指出的：“政府的媚外政策，边疆小吏的轻易断送，英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一时西陲形势遂趋紧张。”正当此危机关头，作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的马麒一纸“艳电”，慷慨陈词，唤醒国人，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马麒作为近代西北政治人物，今人对其评价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安危、统一的紧要关头，面对纷繁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上，挺身而出，对帝国主义、国内分裂势力和袁世凯政府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行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唤醒了国人，痛斥了北洋政府怯懦退让的行径，遏制了西藏上层集团亲英势力的分裂倾向，挫败了英国策划“西藏独立”而划分“内、外藏”以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赢得了国内各族各界的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当时，马麒作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其管辖范围基本上包括今日青海省全境。但当时青海尚未建省，甘边宁海镇守使为甘肃都督下属，而主持甘肃政务军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以四川乡梓关系，偏私徇情，用玉树“近与西藏有宗教渊源，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等由，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由四川管辖，并入所谓“内藏地区”，阻止马麒往玉树派驻军队，马麒当即写信据理力争，提出：“青海为民国领土，玉树为民国人民，派兵保护，为甘肃应尽之义务。且青海西界新疆，南界西藏，皆系中国领土，而原函称‘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一语，尤不识意之所在。因英、藏之交涉，遂并视青海为畏途呼？抑意中已不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乎？”他还进一步指出：“前清对于蒙古、西藏，徒取羁縻政策，义务既多放弃，权利因以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未雨绸缪，必致有后事之追悔！”经过马麒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玉树地区仍隶属甘肃归甘边——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盘踞玉树一年有余的川军始撤离，马麒即在玉树设置理事员；设立防区，派其弟马麟任玉树防务支队司令，并在从西宁至玉树沿途的交通台站，实行了有效的辖管措施。从而奠定了青海与西藏、四川行政区划的分界基础，抵制并粉碎了英帝妄图肢解中国西藏的阴谋。
英国并未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继续唆使西藏地方武装于19l7年9月在当时的川边特别区（后于1928年筹建西康省）昌都西北类吾齐地区与当地川军发生冲突，由于川军大败，致使川属金沙江一带l2县大片土地被藏军占领。幕后策划的英国为避免藏兵孤军深人难以为继，遂指使正活动于西康的英驻华副领事台克曼赴京会同英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交涉，提出重开中英谈判，期间英方提出所谓“外藏〃川西地区任意以“中国”、“西藏〃名义，划分巴塘、甘孜、道孚、炉霍、瞻对、德格、白玉、理塘、石渠、新龙等一大批属昌都地区各县。北洋政府顾忌全国舆论又迫于英帝国主义压力和事实上造成的川、藏局势，将英方所提出的划分“内、外藏方案和关于在“内藏〃所有地区不让“中国”驻兵等条款，于1919年9月5日以“歌电”＇27＇发给近邻西藏各省的地方当局征询意见。马麒得悉“歌电”内容后，即刻向外交部、西藏、云南督军唐继尧、四川督军熊克武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甘肃督军张广建等有关方面发出“艳电”。该电主要内容为：如果就北洋政府“歌电”中所说的“内藏〃地区，中国“不驻兵，不设官”，则“青海大半部，玉树二十五族，纵横数千里之地，一朝而弃其主权”，“终必被人占领，较之前清时代抛弃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者，其损失之巨，大有过之而无不及。”提出“歌电”中“议划昆仑南当拉北为内藏，又议划德格以西为外藏，同一地方，究以何处为内藏，何处为外藏耶？〃可见这个方案本身是荒谬的。“玉树二十五族耕牧相杂，物产亦称富饶，实青海菁华所在。”“适值藏氛日恶，川势日棘，诚恐唇亡齿寒，玉树难保”，整个“河湟自此无宁日矣”。“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而青海为赴藏之北道，玉树为青海之门户，是“西宁赴拉萨必经之要道，将来经营发展，即可倚为制藏之策源地”。如“割为藏境，则拉萨之藩篱益固，西宁之距拉萨愈远，人攻我易，我攻人难。自顾不暇，焉能制藏？”“艳电”最后指出：“拟请钧座据情转电中央，请外交部根据新旧图志，坚持力拒，不承认昆仑（南）当拉岭（即唐古拉山）北，德格以西字样。不独青、藏界线应请照前清会典旧图为准，即川边与西藏亦各有定界，岂可轻易变更？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势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沥血以告。”
“艳电”一出，唤醒了民众，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反响。当时舆论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反声”。评论说：“惟甘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能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反对将玉树地方划为内藏，不但可以使中央政府为之惶谢，即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矣。”正因为如此，以康、滇、甘等省各界和国内民间团体纷纷通电响应，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迫使犹豫不定的北洋政府放弃原来拟议按英方所提划分内、外藏的初衷，作为对全国人民的“惶谢”。
虽然“艳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但马麒清醒地看到英帝国主义不会因此而善罢甘休，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势力也未偃旗息鼓。于是他再次上书甘督张广建并通过张呈请中央政府同意，即授命马麒实施与西藏和谈方案。1919年12月派代表团进藏谒见达赖，并广泛接触西藏上层人士，劝导拥护中央，维护统一，息兵言和。经过四个多月的政治会谈，使达赖和西藏上层首脑人物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代表团古浪仓等一行离拉萨时，达赖设宴饯行，并诚恳表示：“亲英非出本心，只因钦差（暗指前清驻藏大臣）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并回赠张广建、马麒以哈达、金佛、藏香、红花等礼物，亲手转交关于这次和谈取得一致的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函。九世班禅闻讯也从日喀则派人专程赴拉萨致送信函礼物，以表诚意。此后，中央政府派员赴藏慰问，西藏地方政府亦派代表驻京，密切了一度疏远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藏、川、青边界的局势也逐步安定。
观古知今，以史为鉴。马麒的“艳电”及其内涵的政治远见在今天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附：马麒“艳电”全文＇28＇
倾奉钧署（按甘肃督军署）密令，内开“与英使磋商藏界始mo中有将昆仑南当拉岭北之地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德格归外藏”等语。捧读至此，不胜骇异。查当拉岭即唐古特大山，番名当沙马拉。西起新、青、藏之交，东迤至昌都杂楚、鄂穆楚两河之交而止，绵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