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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间铃响马帮来——西南回族商队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物产富饶，植物繁茂，但丛山密箐，历史上交通极为不便，加之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域，语言各异，风俗多样，故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一般内地商人不敢轻易涉足其中。云南回族商人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赶马驮货深入到彝、傣、藏、纳西等民族地区，再运出各地土产，乃创造出马帮贸易的形式。云南回族马帮见于载籍始于明代，而发展、兴盛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无论在彝族山寨，还是于傣族乡间，只要听到马帮的铃声，人们就知道回族商队带来了他们所需的物品。
云南回族马帮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十几个或几十个行商组成临时性的贩运伙帮，一般是远距离、长时间的运输。马帮内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有时，马帮商人为沿途自卫，还备有武装，因此与一般的回族行商不同。
云南回族马帮商队，虽然通常多以商贩联合形式出现，其规模也不是很大。但马帮生意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回族深入到彝族、傣族、藏族、纳西族等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不仅给那里的人们带去了生产工具和必需的生活用品，也带去了文化信息。而且随着回族在这些地区的定居，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传播到边地，从而使内地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各地民族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活跃并繁荣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为云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兴起发挥了促进作用。
滇南的思普沿边十二版纳，地包车里、佛海、南峤、思芳、江城、镇越、六顺、宁江各县，其地又与缅甸、泰国、越南毗邻，是傣族、彝族、景颇族的主要集聚地。这里交通闭塞，气候炎热，疟疾流行，故有蛮瘴乡之称。近代走思普沿边的马帮中，以沙甸回回为佼佼者。
沙甸回民以善于经商闻名。由于地少人多，难以维持生活，许多人弃农经商。沙甸地处开远、蒙自、建水、个旧四县的中心，又是个碧石铁路的二个中心站，为发展工商运输业提供了优越条件。因此，利用马匹进行长途、短途的贩运的人很多。短途贩运，主要靠厂矿吃饭。
回族马帮商队深人傣族、彝族、白族等居住区后，也有留居不归的。西双版纳勐海县有两个“帕西傣”（傣族对傣区回族的称呼）居住区，就是由经商的回族居此发展起来的。他们多与当地傣族通婚，历经繁衍，乃在傣族聚居区建立了新的回族居住点和商业区域。
居于小凉山（彝族地区）宁蒗、永宁地区的回族人，也多是因经商进入的。奴隶制下戒备森严的小凉山，外族人一般很难介入，然而，当回族的马帮商队驮着他们需要的日用品和传统皮革制品到来时，却受到了彝族人的欢迎。马帮大商人与彝族头人订亲家、结老友，使回族能够得以在彝族山寨自由行商。买卖中回族商人发现了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料，于是引来更多的回族人进入彝族区，继而建成一些回族村落，马帮生意因而一度很活跃。
回族还进一步深入到永宁摩棱人（纳西族）居住区。永宁街上回族商人专门出售摩梭人需要的铲、硝、牛羊皮褂、马笼头等商品，许多回族人甚至居于开基村，与摩棱人亲密相处，建立起婚姻和亲戚关系。德钦藏区升平镇的兴起，也与回族大量来此经商、开矿有关。这里的回族聚居区成为近代与云南藏区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据点。
云南有很长的国境线，回族行商组织成群结队的马帮驮运土特产到泰国、缅甸、越南、老挝、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进行长途运输贸易，交换异国物品返滇，成为云南回族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将缅棉由腾越运至滇西一带，获利甚大。在这些邻国，还有云南回民坐商，开辟着国际市场，扩大了经营范围．回族侨商在各国扎根，并受到所在国人民的欢迎，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也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回族马帮常走的路线有十余条，其中有些路线非常艰险。如由通海至缅甸、泰国线，路上气候炎热，瘟疫流行，人畜都易染病。人畜在途中因染瘟疫而丧生的事，年年都有发生。由思茅出去，有一段路荒无人烟，还得露宿，餐风沐雨。走的是毛路，路上长满草木，还得由路熟的人做先头，用大刀劈荆斩棘，开出路来。遇到沼泽泥潭骡马过不去，还要割草砍木去铺垫。过河时，有些河道有蝎子，人马在水里走过时，会出来叮咬。有时听到虎啸，得迅速停下，下了驮子，就地打桩把骡马拴好，以防惊跑。再用树枝把骡马围成圈，在圈外烧起火堆。赶马人则荷枪实弹防守。还有，自峨山至思茅间，路上土匪多，必须自带武器保护，以防抢劫。
回族马帮走这条路，约始于清光绪初年，每年只通过一次。从出去到返回，都是选气候较凉而又干燥的季节，一般是阴历9月动身，到次年三四月雨水下地前回来。
近代以来，云南回族马帮中，规模大而声誉高，生意好而持续时间长的，是原信昌马帮。
原信昌是云南通海县大回村回民马同惠等在昆明创办的一个大商号。在墨江、思茅、江城等地成立分支机构及茶厂等，主要往来于泰国、缅甸、老挝等国进行对外贸易。
最初马同惠在墨江开设“源馨斋”杂货店，“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及运销泰、缅商品到墨江销售，在墨江收购紫胶水、獭猫皮、牛羊皮运销昆明。一年后（1920年）交二哥马同宽、四弟马同恭接管（源馨斋）。（马同惠）又在思茅成立‘原信昌’杂货店，交侄儿马子明经营，在元江设一个点办理汇款。在磨黑盐井场开设‘源馨斋’分店，卖货买盐，驮到元江出售给建水商人，让商人把货物转到昆明”。马同惠“又在江城成立‘敬昌茶号’和百货店，揉制‘七子饼茶’转运越南、老挝、香港销售。于是墨江、思茅、磨黑、江城与泰、缅、越、老边境的景栋、掖市等几个基地连成一线，在原有信誉的基础上，使货物运转和资金周转非常灵活，避免了旷日持久的长途货运和资金积压。”于是，各个基地的统一调度就显得十分重要，马同惠便常驻昆明，昆明成了“原信昌”总商号，墨江、思茅、江城等地就成了分号。
原信昌商号是由经营马帮开始的。清光绪初年，马同惠的父亲赶着二十多匹骡马，驮运红、白毡子、推烟、黄蜡、花边、花线、笠帽、黄丝、土布、滇缎及铜、铁器具等到缅甸的景栋、腊戌、瓦城（曼德勒）或泰国的清迈，老挝的半沙里等地销售。返回时驮运棉花，也有代人运货。后马同惠兄弟继承了其父的事业，仍以马帮作运输工具，往来于缅甸、泰国、老挝等国进行贸易，两代人进行对外贸易，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沿途不论商人、店主、少数民族头人乃至汉族官员都一致说马同惠兄弟是忠实可靠的人，为后来的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原信昌”商号除了承揽转运低档货物，还经营名贵药材和当地特产，如鹿茸、犀角、水獭皮、靛精、紫胶、象牙、参类、沉香等，尤其是大宗批发，获利极多。抗战胜利时，原信昌在国内外的流动资金和货物约占60％，田地房屋等不动产约占40％，总值是黄金二万两左右。正因为“原信昌”商号规模大，生意兴隆，分（商）号较多，所以，原信昌马帮就很有名。原信昌马帮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是滇中、滇南最有影响的贸易团体。
此外，还有一些马帮也比较有名，如：腾冲观音塘明绍林家创办的鉴记，在保山、下关、昆明、重庆、缅甸曼德勒等地设有分号，主要经营棉花、洋纱，开有13个商号，并拥有一个百多匹骡马的马帮，往来于缅甸、云南间进行贸易。马名魁家成为滇西较有影响的对外贸易兼工商业大户之一；邱北县赛宝章家马帮，有二百多匹骡马。从邱北经广西百色到越南贸易。去时驮云南出产的茯苓等药材到越南销售，返回时驮海盐、百货到滇南一带销售。
1 （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卷三。
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3 《宋会要辑稿》高宗绍兴七年条。
1 《伊本·白图泰游记》，55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刘盛林著《北京的回族》，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四期。
1 虎世文著《成都回民现状》，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
2 答振益著《湖北回族》，第3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章屯垦牧养 发展农牧
一、回族在西北的屯田垦荒
蒙元时期东来的回回人以军士、工匠、商人、官员及普通农牧民为主，而以军士、工匠为多。这些人由于元代实行的屯田政策，而与土地密切结合起来，逐渐发展起了回回人的农业，为中国农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据文献记载，元军自中原逐鹿以来，每“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内而各卫，外而各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可见在较长时期内，军士屯田都是蒙古人作为一种攻守的军事手段，为镇戍各地的军队提供军事给养服务的。
蒙古人西征后，挥师东归进入西北地区，并以此为南下灭宋的基地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被编入“探马赤军”而大量签发的回回军士在西北地区筹粮秣马，“军耕以食”，即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这种“寓兵于农”的特点，使回回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一开始就具有较大的农业成份。在元朝统一后，这些回回军士大部分脱离军籍，“随地人社，与编民等”，在各地落籍屯垦，成为普通农民，从而成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因而也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早以农业为生的回回。
至元中期后，由于西北诸王的叛乱。甘肃境内屯田的重心移至河西走廊。十六年，“立河西屯田，给耕具，遣官领之。”十八年，又命在“肃州、沙州、瓜州立屯田，发军于黑山子、满峪渠、泉水渠、鸭子肢＇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四千六十六＇顷＇。”为充实河西走廊屯田户，元廷从今新疆境内调入许多贫民或工匠，如至元二十三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 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忽撒马丁为回回人，他在甘、陕二地负责屯田，想必下属屯户中回回人不少。二十九年，徙瓜、沙州民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又“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合散等俾耕种之”。合散曾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他既掌全省政务，又领得广阔赐田，耕种者中定有众多的回回人。
河西走廊屯田的兴起，一方面为元军西进击败叛军提供粮食；另一方面也使今新疆各族迁至甘肃、陕西进行屯田，得到与汉族等各族进行耕作技术交流的机会。蒲昌（今罗布泊）、斡端（今和田）、可失合儿（今喀什）之民中相当一部分为穆斯林，他们迁入甘肃、陕西后，使两地的回回进一步增加。
陕西地区，在浑都海、阿兰答儿叛乱平定后，于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以赛典赤·赡思丁为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赛典赤出任平章政事时，曾率一批回回军民来陕西屯垦，三年后使当地“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
元朝政府很重视在陕西地区屯田。屯田主要集中在凤翔、京兆、延安、六盘山地区。凤翔地区早在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封地后，就“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中统三年（1262年）十月，“诏凤翔府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京兆府屯田则始于中统四年（1263年）正月，“以宋忽儿、灭黑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其中有许多是回回人。以后商州屯田有所扩大。延安路屯田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平定宗王秃鲁叛乱后，“承制授（李忽兰吉）为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之后开始的。六盘山地区，安西王开成府（今宁夏固原北），设开成路屯田总管府。各地屯田户主要是诸色目人，有的是安西王府所管辖的编民，有的是签发的军人，包括探马赤军，其中亦不乏回回人。由于京兆、凤翔、延安、六盘山地区大力开展屯田，为当地的回回人从事农业生产、建立回回人的农业经济创造了条件。
回回人作为屯田队伍中的有力开拓者，为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兵饷粮运的解决及边疆开发作出了重大成绩。至元代中期，农业已成为回回主要的社会经济。
明清两朝仍有不少回回人致力于治理荒芜、开垦贫瘠的边疆屯田。
移民垦荒是明代回族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洪武十三年（1380年），“拨河州民至西宁贵德开垦守城。帝命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
此外，明代将西域归附回回多安置于甘肃河西走廊“草场田土可以旷闲之地”留屯。据《重修肃州新志》云：“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厢居住者三族，畏兀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哈剌灰族，其人与夷同；一曰西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乙未，“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哈密卫指挥佥事母撒、副千户麻黑麻久寓甘州，今言愿求居于彼，凡草场之地给之”。
有明一代，甘宁青地区聚居的回族人数众多，他们无论是从事军屯，还是从事民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庄浪、河州、洮州、凉州等地原为荒凉贫瘠的边地，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时却变成米多价贱的富裕地区。
明代垦田取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