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第7部分

＇15＇　关于白崇高禧与抗日战争，详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相关内容，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秀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相关内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周瑞海：《白崇高禧将军对抗日的贡献》，《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6＇　个体工商户看起来都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如牛肉面馆等），很不起眼，但其意义不可小视，它为成千上万忙忙碌碌的城市上班族节省了做饭的时间，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位于荒无人烟（如青藏高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边饭馆，为过往的游客、司机以及下基层调研的公务员、学者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再者，这些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不向政府伸手，不要养老保险，不要医疗保险，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大大缓解了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近些年回族在沿海城市开的大小清真饭店和所经营的餐饮业更成为当地一道新的风景线。某种意义上，这也算一种特殊贡献吧！

＇17＇　详见杜维明在2005年11月19日——22日在银川召开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刘智的《天方典礼》缩写为《天方典礼择要解》后编入其中，可见其份量。

＇19＇　李兴华：《回族与中华文明》，《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20＇　2003年美国的GDP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GDP（33万亿美元）的1/3左右；欧盟为10。4亿美元；日本为4万多亿美元，但作为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已经10多年陷入低谷，赶超美国几乎不可能；俄罗斯为4652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20；印度达5000多亿美元，增速达到8％；中国为1万多亿美元，增速为9％。第三世界由于利益出现多元化，内部开始分化，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活动沉寂，联合反霸力量非常有限。详见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21＇　中国正在崛起的标志很多，如2005年GDP上升至世界第六位、“神舟”六号升空、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跨国收购、赴欧洲等西方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增等。详见柴尚金；《“中国因素”感言》，《当代世界》2006年第1期。

＇22＇　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23＇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24＇　同上192页。

＇25＇　＇明＇李贽：《焚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

＇26＇　王岱舆：《正教真詮·友道》。

＇27＇　王岱舆：《正教真詮·参悟》

＇28＇　刘智：《天方典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29＇　根据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资料，各民族之间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悬殊，回族的城市化进程高于除了朝鲜族和极个别人口较少民族的其他所有民族。1990年，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39。1％，藏族占。1％，蒙古族占24。5％，维吾尔族15。6％，汉族27。1％，全国平均占26。2％。到2000年，回族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45。3％，藏族占12。8％，蒙古族占32。7％，维吾尔族占19。4％，汉族36。9％，全国平均占36。9％。详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81页。

＇30＇　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人民币25000元，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委屈和被拖欠工资的无奈。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6页。

＇31＇　中国目前有1亿多老年人，5000多万残疾人，30多万孤儿，15万流浪儿，贫困人口数千万，且每年都有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众多灾民。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32＇　马注：《清真指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33＇　据有关专家推算，每创造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能源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中国目前600多个城市中一半城市即300多个城市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2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由于缺水，有的城市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表下沉。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34＇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章第61节。

＇35＇　费孝通：《临夏行》，《嘹望》，1987年第3期。

＇36＇　东噶仓·才让加：《近年来回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商贸活动论述》，《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37＇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94年），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38＇　详见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39＇　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应依法处理，毕竟代表不了回族当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40＇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

＇41＇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42＇　马坚译《古兰经》第43章第38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43＇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回族形成于明代。回族形成之前，一般称之为“回回”；形成之后，也有相当一个时期保留着“回回”这个称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在进行民族识别之后才被统一定名为“回族”。
文化篇

　

回族是一个文化品位较高的民族，自古以来学术大家丰碑如林，科学大师卓绝千古，而今两院院士也不乏其人……



第一章　　　科学技术领域
科学是指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而技术更多的是指具体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中求生存的过程而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属于广义上的物质与技术文化的范畴。脱胎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的回族的先民们，在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交融过程中，以其睿智、勤劳的本色，对伊斯兰科技文化的传播、华夏科技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璀璨的回回天文学

回回天文学，脱胎于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即伊斯兰天文学，从时间上看，它上起公元7～8世纪，下至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进入西亚，乃至其后的一段时间。伊斯兰天文学是在继承大量前人科学遗产基础上建立的，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甚至印度的天文学，都是它智慧的源泉。当伊斯兰天文学自成体系后，它又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其他的文明进程。而在这一推动过程中，伊斯兰天文学以回族先民为载体，在和中华文明的交融中，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学。为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和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交融，我们首先梳理一下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履历。

伊斯兰天文学向中华的传播，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此时已有不少的穆斯林移居中国，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天文学特别是以伊斯兰天文知识为基础而制定的“回回历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代出现了一种《九执历》，《新唐书》记述：“《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中国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清代《历代职官表》明确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

但回回历法在唐代对中华天文学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

从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之时起，“天学”就一直被天子所垄断，是皇家的禁脔。既然天学为天子垄断，很自然，天学机构及其直接象征观象台（类似于现代的天文台，当然功能不一样）也为皇家独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都不能建立，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与现代社会中天文学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属吏都是政府官员；天学机构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通常在地方上没有常设的下属机构和人员。不过这个部门在理论上的品级却一直不太高，最高时在唐代，曾达到三品左右，最低时在五品左右。所以，从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来看，在唐代，来往于伊斯兰世界和中华之间的回族先民——“蕃客”们的天文学知识也只是为己所用了。很少能渗透传播到当政者的天学机构中去。但随着“番客”们的长期留居和身份的置换，伊斯兰天文学也开始逐步影响了中华天学。

据回族《怀宁马氏族谱》记载，

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精通西域历法的阿拉伯人马依泽“应召入中国，修天文”。参与了由司天少监王处讷主持的《应天历》的编撰工作。《应天历》编成并奉诏颁行后，马依泽及他的儿子马额、马怀等留居中国，并长期在宋朝的“司天监”（天文台）中担任重要的职务。马依泽父子把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他的三儿子马忆在军队中任职，把占星术用于军事。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武经总要》中就应用了黄道十二宫，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　

　

时至元代，蒙古人对西方发动了多次征战，高原铁蹄在撕裂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另一面，即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最全面最重大贡献的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没有继位之前，就任用了一批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继位，设立司天台，许多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编制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鲁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任职，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中华天学的贡献主要为：首先，他们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最多。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其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这些书籍和天文仪器进一步促进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札马鲁丁等人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献出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其次，元代穆斯林编修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订的历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札马鲁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　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鲁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在中国范围内通用了14年。比《万年历》稍后一些时期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它实际上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至元十八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停止使用后很长一段时间，《回回历》也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而且科学家郭守敬编制出更先进的《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成为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回回天文学的直接影响下，经过郭守敬的天才努力，推验出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时历》，它施用了360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历法都要精确。在称颂郭守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给这位中国天文学家以最大影响的回回天文学的丰功伟绩。

明代在许多方面都直接继承了元代对回回天文学的态度和待遇，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对回回天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首先，明政府也为回回天算家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司天监外，又置回回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名为回回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回回历科。此后不久，又在南京的雨花台建成回回观星台，作为回回钦天监天文工作的附设机构。这种天文机构的设置，直至明终。其次，明政府录用了大批的回回天算人才。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的祖先，因精于天文历算，洪武中授为钦天监，子孙世受其职。第三，明代回回天文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比元代强化了。明代所颁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承袭元代《授时历》，而《授时历》受回回历法的影响已如前述。在编定《大统历》的过程中，更有回回科学家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先后参加。到后来，由于《大统历》的某些不足，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