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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辏А⑸蚨ㄒ弧⒂谑鞯隆⒍∥┓凇⒍骺税屯嫉热耍虿怪醒胫葱形庇婿那锇住⒑敕⒂诜街邸⒄盼濉自铺荨⒏等炅氐热恕Ｔ岚溉诵怀帧⒄偶塘邢�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①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②
①《革命文献》第16辑。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叛乱。9月23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政府》一文；10月2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①“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②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③。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④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⑤
①②③④⑤《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在《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中，瞿秋白就广州政府压制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的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①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是“破坏宣传机关”。广州政府应该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赞助国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让政府单独去对付违反国民党改善农工生活政纲的‘报界’”；是“以工人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党外的反革命派，并且达到自己的绝不能稍缓的经济要求”。②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是衷心拥护革命的广东政府的，他们在不久以后积极参加了对商团叛乱的武装镇压行动，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印刷工人的三项要求是：（一）各报馆宣言拥护革命，反对商团；（二）各报馆不再做反对工人的宣传；（三）加薪。
②《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10月初，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大学师生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北京、保定学界发生学潮，上海大学学生立即起而声援，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瞿秋白回到上海大学不久，上海各界三十多个团体正在筹备国庆纪念大会，10月10日，天气极好。清晨，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和几位同学，邀请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面天后宫参加大会。他们先到半淞园去散步，然后再去参加上午十点召开的大会。当他们登上电车后，得到报告：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同学们当即要瞿秋白暂时回家，他们先到会场去看看动静再说。瞿秋白下车，回家工作。
这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控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张助卢倒齐，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们发表演讲，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竟被诬为“奸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竟被右派收买的暴徒殴打，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硬石上面，顿时口鼻流血，不省人事。警察竟将黄仁等受伤同学关闭起来，而任凶手走脱。杨之华等人急忙将黄仁救出，送往同仁医院救治，院方以伤势过重，拒不收留，又送往宝隆医院。这时又得到消息：租界当局要采取恐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黄仁送到医院时苏醒过来，但鼻出黄水，呕饭溺血，惨不忍睹。医生说，伤及脑部，已难医治。当晚，党组织派杨之华等同学到医院看护黄仁。午夜过后，瞿秋白来看视黄仁，杨之华把医生的意见告诉他。他俯下身来，抚摸着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轻轻地呼唤着黄仁的名字。但是，黄仁仍然昏迷不省，无法答应了。临走时，瞿秋白说，明天清晨就把棺木、寿衣送来。第二天夜间，黄仁呼吸困难，延至12日凌晨二时气绝。经尸体解剖，证明胪骨已破，脑质损坏，内脏多处受伤，确为因伤毙命。
当天，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指挥全上海人民起来抗议这种暴行①。上海大学学生会于10月15日通电全国，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②“黄君……乃先全国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与贼不两立，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③10月27日，在上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到会人数众多。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等及各公团代表，都发表了演说。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④。
①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②③《黄仁惨死之抗议声》，《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7日。
④《黄仁烈士追悼会纪事》，《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
黄仁被害事件，影响所及，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左派国民党人与英国文学系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系主任、右派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何世桢和瞿秋白双双辞去系主任职务。此后，瞿秋白仍然常来上海大学讲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杨之华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指斥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①在《民国日报》编辑部，反击右派叶楚伧等人的斗争也很激烈。瞿秋白上书孙中山，指出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孙中山把瞿秋白来书批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②。革命力量在《民国日报》逐渐占据优势，迫使右派领袖叶楚伧退出报社。
①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3页。
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记录，1924年12月11日。
11月，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上海大学师生到黄浦江边欢迎，并暗中加以警卫。当上海大学迎接队伍返校途经嵩山路时，法租界巡捕将校旗夺走，后经交涉，才由法巡房送回。帝国主义对上海大学师生的革命活动，十分恐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说：“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1921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①12月9日下午，在会审公廨授意下，工部局警务处刑事处及静安寺巡捕房包探，突然对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进行公开搜查，搜去“排外性质书籍三百册”②，“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三百四十本”③。警务处在报告中说：“所发现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的三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