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选择”。他们公然为逞凶杀人、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开脱：“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他们居然劝告工商学界停止罢工、罢市、罢课，开市、复工、上课。对此，瞿秋白怀着强烈的憎恨，在为《热血日报》所写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严厉地质问他们：“蔡、曾两人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日本、英国、美国？”“这种政府代表，我们还能避免和他们冲突？还能相信他们办交涉不辱国权？”①“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②在帝国主义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骗和压力面前，中国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因此，“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③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9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0日社论。
③《热血日报》，1925年6月6日社论。
果然不出所料，帝国主义者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欺骗分化、威胁利诱的诡计，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为了左右运动的发展，另外组织了“五卅委员会”，竟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一些学阀、政客如梁启超、丁文江、顾维钧、唐绍仪等“高等华人”也发表文章，同军阀、财阀一起，破坏爱国反帝运动。对于这种无耻的叛卖行为，瞿秋白先后著文数篇，予以无情的揭露。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文中，指出，总商会代表一小部分殷实的大商人，钱多势大，理应赞助反帝爱国运动，而实际上“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们“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①在《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乘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②。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4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5日社论。
6月中旬，传来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会，取媚外人；湖北军阀萧耀南在汉口枪杀爱国者。瞿秋白立即写《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文，指出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推翻这种政府！”①
《热血日报》尖锐地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瞿秋白著文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②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军阀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③。“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④。他明确指出：“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⑤只要是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利，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绝对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谬主张，把敌人当成了朋友。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9日社论。
②③④⑤《热血日报》，1925年6月22日社论。
《热血日报》以其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有一百来人。远至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稿。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真正的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爱国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在6月23日开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热血日报》便被封禁。
反击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从6月开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聚集、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右派暗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的事件，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死。与此同时，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应运而出笼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着一场无可回避的尖锐的斗争。他说：“思想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时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①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击戴季陶的进攻。
①《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机买卖。五四运动时期，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在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也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称赞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立场，使得他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浪潮中退缩了，转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籍，“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①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于1924年6月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一方面说服一些人脱离革命，参加右派营垒，沈玄庐就是其中著名者②；一方面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起草宣言，极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后，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其特点是：借孙中山的口号（如“大贫小贫”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借口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不能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标榜自己拥护工农利益，要对他们施以“仁爱”。戴季陶用儒家的“仁爱”学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攻击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要用“排拒性”“独占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面目出现，说三民主义是“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即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而其实是要打倒共产党。
①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庐因参加右派反共活动，于1925年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反复研究了戴季陶的谬论，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后构思。写作时，“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以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象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①瞿秋白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共产党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的民族斗争非常需要；但是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②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所提出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口号，“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③这个联合战线的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④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抛开大多数工农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⑤。其“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⑥对于戴季陶所谓仁爱的说教，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它完全是欺骗工农群众的，其目的“是要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⑦。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②③④⑥《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⑤《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六大以前》第340页。
⑦《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谬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国民党右派排拒共产党人的理论根据。“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①“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②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绝对不可少的。他说；“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自己的政党。”③
①②③《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批驳了戴季陶所谓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于中国”的谬论，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