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第30部分

　　瞿秋白批驳了戴季陶所谓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于中国”的谬论，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①这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而非空想。“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②

　　对于戴季陶反动理论的实质，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们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他告诫中国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④

　　

　　①②③④《中国的国民革？/font

　　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错误（例如，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关于右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紧要问题的观点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胜利。通过这一场斗争，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保卫了党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方针。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群众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假左派汪精卫指责戴季陶反对工农的错误。新右派蒋介石批评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就是反对先总理孙中山，应群起而攻之。戴季陶孤立了。戴季陶及其同伙，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下，“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①，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议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②可是，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反击很不彻底，仍然选举戴季陶等为中央执行委员，养痈遗患，使他继续危害革命。

　　

　　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宣言》（1927年11月4日）。

　　②《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1926年）。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和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急剧深入发展之时，阶级分化是不可免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及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便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革命，企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消灭共产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瞿秋白坚定乐观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阶级的分化，会更加“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①。

　　

　　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上指示道路、领导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个神圣使命的大纛之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①。“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②。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10月10日，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而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是因为都是文学上的同调，他俩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③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1、2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②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北京屠杀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说，以五卅运动为催化剂，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阶级阵线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迅速升华，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解决目前的政局和党的总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①南方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赵恒惕的运动。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北方的国民军正在抗击着直奉军阀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会议明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②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经之地的湘、鄂、豫、冀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了他，同时给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他带着微笑，缓缓地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他说的这个心愿，就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动笔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日用惯的文具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请几乎每天来医院看他的杨之华按照书单，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象得到了宝贝似的高兴，迅速地翻阅。在开头的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读书。第三个星期后，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写作了。他把写作计划给杨之华看，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自己在内，都需要认真地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帮助我们研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