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身在上海的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以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与瞿秋白保持着书信联系，时常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写信要她谨慎地工作，并指出，革命前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月13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宝山路屠杀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群众时，杨之华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在前一天，即4月12日晚上，她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到武汉，并且收到了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杨之华于13日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对她说：“我们离别一个月，革命的进展比一年还快！”他取出三个文件交给杨之华。三个文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和《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手稿。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4月中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猛烈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4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武汉政府处于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包围，经济和财政面临严重危机。除了进行内部的斗争外，必须设法打出去，发展革命势力，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6月初，唐生智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武汉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是北伐。东征讨蒋之策不被采纳，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得以免除西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蒋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汪冯合流，一齐扑灭革命力量。
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为了有准备地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从1927年2月开始，瞿秋白带病整理了他从1923年到1926年间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一部分文艺杂著，共约130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内分八类：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赤化漫谈。这是对四年来理论工作的自我回顾。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理论工作的基础上，瞿秋白开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全文约七万六千字，然后携往武汉，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各委员会的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这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居然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时刻，于4月5日同从国外返抵上海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当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之前，蒋介石已经在4月12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上海屠杀发生后，在一次有罗易、维金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以愤怒的语气，指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被人（指维金斯基）掩盖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也联带指责了维金斯基。在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上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
4月中旬，陈独秀抵达汉口。下旬，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等进行讨论。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对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争论。陈独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盛气凌人，训斥别人。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因此，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与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预备会议没有结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但这一场斗争必须坚持到底。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
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7—718页。
这是极其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校举行后，第二天便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在开幕式上，陈独秀担任会议主席。共产国际代表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国民党要人谭延辏А⑺锟频扔牖岜硎咀：亍９思柑欤艟酪沧ǔ痰酱蠡岱⒈砹搜菟担艿饺攘业幕队３鱿蠡岬恼酱戆耸耍砦逋蚱咔Ь虐俣嗝吃薄Ｕ馐亲越ǖ骋岳匆淮慰涨笆⒋蟮募帷�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回顾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阶级无力与敌人对抗，因此应先退到西北去。这个意见是与鲍罗廷一致的。报告共分十一部分，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整个报告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以致使听报告的代表们，都感到不满和压抑。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依据。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
①《六大以前》，第691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