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②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独伊《怀念父亲》。《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她从未失去父爱。
在列宁疗养院，瞿秋白虽在病中，却更加关怀独伊，常常写信给她。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
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悦与关怀交织成的这封短信，饱含着多少温暖亲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宁疗养院。俄罗斯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间，已在人们的心田里。瞿秋白想到了小独伊：她和与她同龄的孩子们，不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希望的蓓蕾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一首小诗，内涵深蕴，表现了革命者对于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美好的希望和浓厚的爱恋，那思想境界是高洁的。
独伊所在的森林学校是苏联政府为病弱儿童办的儿童学校。校中讲究卫生，规定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独伊的头发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后，立即给独伊写了一封很有风趣的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给女儿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画。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亲很了解女儿的心理，信中充满了慈父的热爱和关怀。收到这些来信，独伊从那里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加安心的学习了。
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杨殷等被捕后，中央特科确曾计划在敌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营救，但因贻误时机未成。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