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是最适宜的了。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对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冯雪峰来时就交给冯说：“你去时带给他（指秋白——笔者）罢！”
对于瞿秋白的杂文，鲁迅也很看重，他不止一次向冯雪峰谈到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也指出瞿秋白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二遍有一览无余的感觉。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论文。有好几次，他微笑着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指瞿秋白批判与打击“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自由人”以及论述文学革命、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那些辉煌的论文，如《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正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对工作和事业的巨大的热情，对同志的赤诚纯真的情谊，把鲁迅和瞿秋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翻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当时国内很难得到俄文原版书籍。为了防范敌人的查禁和没收，瞿秋白请他的朋友曹靖华从列宁格勒把苏联书籍报刊寄两三份，分批或经西欧寄给鲁迅，然后由鲁迅转给瞿秋白。《新土地》就是这样转到的。1931年下半年，译稿送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土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生活，瞿秋白看重它的出版。他写信告诉曹靖华说：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他要亲自写篇序，而这序文只有五个字：“并非乌托邦！”。可惜，《新土地》书稿，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曹靖华未及译出涅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以为，译本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实在有些缺憾。但发稿在即，要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来译已来不及，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把别的事放下，很快把这两万字的序文译出，并将《铁流》一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了一遍。在把译稿送给鲁迅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这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①
①下面是曹译文字一大段。信是手迹残页，没有后文，也没有日期和署名。
称鲁迅为“迅”，冯雪峰为“雪”，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信中的语气，也充满了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感。鲁迅在1931年10月写《〈铁流〉编校后记》里，告诉读者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校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看来，瞿秋白和鲁迅虽未曾见面，但友谊已经很深了。
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本来，鲁迅已从日文本翻译了这剧本的第一场，以陏洛文笔名在《北斗》上刊出。找到俄文原本后，鲁迅认为最好请瞿秋白从原文从头译起。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且立即动手，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四期刊出第二场译文，并连续刊登。但到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登完第三、四场以后，因《北斗》停刊而中止刊出。直到1933年10月，鲁迅把全稿找齐，写信时间当在1931年秋，8月下旬至10月初之间。
才交联华书局印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写了如下的话：
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续登下去，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将一年，总没有刊印的机会。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
的。①
①《鲁迅全集》第7卷，第403页。
可见，瞿秋白的译作，鲁迅是如何看重呵！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就在这不久，瞿秋白在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长信，欣喜地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
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瞿秋白在指出了译文中的问题之后，又诚挚地说：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①
鲁迅收到这封热情真诚的长信以后，十分高兴。他把这信送到《十字街头》，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1931年12月11日。
25日该刊第一、二期上。12月28日，鲁迅写回信给瞿秋白，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②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8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5页。
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
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据杨之华回忆，是在1932年夏天，他们从法租界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一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高兴地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个好朋友终于见面了。瞿秋白回到家中，还处于兴奋状态。他告诉杨之华说，彼此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他邀请鲁迅全家一道来紫霞路作客，鲁迅愉快地接受邀请。许广平对两人这次会见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①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鲁迅家中的客厅：圆形的玻璃鱼缸，几尾金鱼欢快地游来游去。鲁迅和瞿秋白各自手挟香烟，在烟篆中，两人促膝交谈。
鲁迅直抒胸臆：“对俄国文学，我有极大的兴味。我之写小说，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国文学家为劳苦大众呼号战斗所给予我的影响。”
瞿秋白深有同感：“俄国的国情，很象中国。俄国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
鲁迅娓娓而谈：“为人生；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这样。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索，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瞿秋白极以为然：“是的，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情感之所寄，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
鲁迅赞许地望着瞿秋白：“把俄国文学的精品译给中国人看，无异是在暗夜里烛照人生的火光。”
…………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在摆脱了世事纷扰，重回文学园地的时候，得识鲁迅这样的同志和战友，他怎么能不振奋呢？
6月间，瞿秋白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于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夏去秋来。9月1日上午，天下着雨。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六十八号。鲁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来，也许同为在雨天里少有特务的盯梢。鲁迅来时，瞿秋白无限喜悦地从书桌旁坐起来表示欢迎。客人很欣赏这一张特殊的西式书桌。它上有书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软帘式木板拉下来，就可以象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上，把整个桌面复盖起来。瞿秋白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与鲁迅讨论。他找出几个字来，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去叫了菜，招待鲁迅夫妇。当坐下来吃中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感到不安。但鲁迅却毫不介意，席间与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①
①《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页。鲁迅这时多呼瞿秋白的别名何苦，故称何家夫妇。
在这以后，瞿秋白和鲁迅两家的来往更为密切。据鲁迅日记：
1932年9月14日“晴。上午……文尹②夫妇来，留之饭。”9月18日“晴。……得文尹小说稿，下午毕。”10月24日“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11月4日“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②杨之华曾用文君作笔名，不久即改为文尹。
内中所说小说稿，是杨之华在瞿秋白鼓励下所写的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小说写完，瞿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鲁迅在兄弟中居长，瞿秋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大先生”。因为是习作，杨之华不好意思麻烦鲁迅。瞿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果然，鲁迅收到小说稿后，当天下午便改妥，而且还改正了里面的错字，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然后用纸包好送回。日记中所说《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是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交给鲁迅的。良友公司答应出版这本书，书稿刚刚送出，还没有得到稿酬，鲁迅便把当日午后所得版税中，抽出六十元给杨之华，以贴补瞿家生活之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瞿秋白夫妇感激不已。
在鲁迅家中避难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实行法西斯专政。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杀人如麻；在统治区内，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1931年初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因“叛国”之“罪”可判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欺骗手段与高压政策交替并用，手段越来越卑劣，越毒辣。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象瞿秋白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
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鲁迅的身家性命也不安全。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面临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度外，成为瞿秋白夫妇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鲁迅的家，自然成为他们最愿投奔的庇护所。1932年冬，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前，杨之华独身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请人到街头寻找，遇见时正值白天。杨之华请那人先走，她自己转到天黑时，确信已经甩掉跟踪者，才来到鲁迅家。
这时，鲁迅已于11月11日离沪去北京探望母亲。瞿秋白夫妇来时，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鲁迅11月30日返回上海，两人聚首，分外融洽。许广平回忆说：
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