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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③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78，9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同上书，第995页，998页。
⑦⑧⑨同上书，第998—1002页。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反动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巅峰。
一连四个不眠之夜，写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劳，又十分踏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贴，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