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②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习课目的教授”③。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④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①。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创办的重要意义。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设地方班。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②
①②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听众总是精神集中，不时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②是的，瞿秋白这时三天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总设法给他弄来一条鱼和几只鸡蛋。但煮好后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别人吃过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出动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编组。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红旗剧团；赵品三（这时李伯钊已随军长征，由赵接管工农剧社总社和艺术局的工作）带领宋发明负责的战号剧团，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这时，瞿秋白对剧团的指导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他要工农剧社的全体社员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要进行集体创作，以求多写和写好剧本，提高话剧创作水平。为了诱导大家写作，他写了很多故事，同时要大家也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①他要求大家经常与老年农民作朋友，听取故事。即使是很短小简单的故事，也应该记录下来。他要大家体验各种生活，他说：“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②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剧社的同志写出很多话剧、歌剧、舞剧和山歌。瞿秋白要求制订剧本的审查和预演制度。审查时，他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说“这个行”、“那个不行”时，他说：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有些很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成了很好的剧作。几个月过去，由于采取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并重的方针，写成了不少剧本。经瞿秋白选编、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选入《牺牲》、《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等五个剧本。油印出版了三百多本，发到全区。瞿秋白对于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订培养计划，经常检查训练情况，先后培养了四个童星，并为他们举行晚会，给他们戴上红领巾和红花，从而推动了儿童演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①《忆秋白》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同上书，第329、330页。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二十七年后，1962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①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些可爱的文艺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②他谈了许多话，希望他们好好跟着队伍行动，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宣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叮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③
①《忆秋白》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忆秋白》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上书，第176页。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五 最后的斗争
十五 最后的斗争
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①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
①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