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点。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所得到的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