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第66部分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10日发表论文《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派和国民党》。

　　11月20日鲁迅邀瞿秋白译《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开始在《北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11月指导“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

　　12月5日写信给鲁迅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12月28日鲁迅给瞿秋白回信，就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以“敬爱的同志”相称。

　　12月28日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修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

　　本年受周恩来委托，为中共中央机关制定《文件处置办法》。

　　一九三二年　　三十三岁

　　1月16日写论文《苏联文学的新阶段》。

　　1月20日发表杂文《暴风雨之前》。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由紫霞路移居法租界毕兴坊十号。5、6月间复迁回紫霞路。

　　1月写杂文《财神还是反财神》。

　　春天出席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举行的丁玲、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入党仪式。

　　3月5日写《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

　　4月25日发表论文《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

　　春末夏初第一次和鲁迅会面。

　　支持夏衍等打入资产阶级控制的电影界、音乐界。

　　5月4日写《“我们”是谁？》一文。

　　5月20日发表论文《“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5月写《“自由人”的文化运动》一文。

　　6月1日发表《马克思和昂格思》、《列宁》两文。

　　6月10日写长信给鲁迅，谈中国文学史的整理问题。

　　9月1日鲁迅夫妇携海婴到紫霞路访问瞿秋白。

　　9月14日瞿秋白夫妇到北川公寓访问鲁迅。

　　9月18日鲁迅为杨之华修改小说《豆腐阿姐》。

　　11月4日鲁迅编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收入杨之华译作两篇，付良友公司出版。

　　11月下旬到鲁迅寓所避难。

　　12月7日录旧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赠鲁迅。

　　12月9日赠玩具一套给海婴。

　　12月11日鲁迅夫妇设馔宴请瞿秋白夫妇。

　　同日译毕《高尔基论文选集》一书。

　　12月中旬陈云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转移新址。

　　12月25日鲁迅得瞿秋白信及所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两合。

　　12月28日鲁迅得瞿秋白信及所书七绝诗一首。

　　12月译就《高尔基创作选集》一书。

　　本年编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竣稿。

　　一九三三年　　三十四岁

　　2月上旬再次到鲁迅家避难。

　　2月17日英国作家肖伯纳到上海。瞿秋白和鲁迅合作，连夜选译编校《肖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作序，瞿秋白写卷头语。

　　3月初鲁迅托内山夫人为瞿秋白夫妇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东照里租亭子间。瞿秋白夫妇迁入。

　　3月5日写杂文《王道诗话》，用鲁迅的笔名发表。

　　3月6日鲁迅访问瞿秋白夫妇，并赠杨之华堇花。

　　3月7日写杂文《伸冤》，用鲁迅笔名发表。

　　3月9日写杂文《曲的解放》，用鲁迅笔名发表。

　　3月10日写书评《〈子夜〉和国货年》，用鲁迅笔名发表。

　　3月14日写杂文《迎头经》，用鲁迅笔名发表。

　　3月22日写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用鲁迅笔名发表。

　　3月30日写杂文《最艺术的国家》，用鲁迅笔名发表。

　　4月1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

　　4月11日写杂文《关于女人》、《真假唐·吉诃德》、《内外》、《透底》，用鲁迅笔名发表。

　　同日鲁迅迁居东照里对弄大陆新村九号，过往更加频繁。

　　春天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写长篇序言，对鲁迅作出科学评价。

　　4月24日写杂文《大观园的人才》，用鲁迅笔名发表。

　　6月初从东照里搬出，与冯雪峰同住王家沙鸣玉坊江苏省委机关。

　　7月16日写书评《读子夜》。

　　7月20日发表杂文《从公债到外债》。

　　7月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8月7日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

　　9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再次打击瞿秋白。要求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9月28日写杂文《儿时》。用鲁迅的笔名发表。

　　9月到鲁迅家中避难。

　　11月写书评《关于高尔基的书》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两文。

　　12月2日译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

　　冬译普希金长诗《茨冈》未完。

　　年末编就《乱弹》杂文集。

　　中央通知瞿秋白去苏区。

　　本年写《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翻译列宁的论文《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B·C·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鲁迅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一九三四年　　三十五岁

　　1月4日和鲁迅、茅盾叙别。

　　1月7日离上海去瑞金。

　　1月9日鲁迅得瞿秋白信。

　　1月下旬杨之华得瞿秋白信。

　　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8日鲁迅收到瞿秋白赴瑞金途中来信。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十七人组织中央政府主席团。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2月5日抵达瑞金，住沙州坝。

　　3月12至14日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作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

　　3月29日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4月1日国立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兼任校长。

　　4月3日为《红色中华》报写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

　　5月20日写《阶级斗争中的教育》一文。

　　6月23日至7月7日连续在《红色中华》发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

　　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奉命留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政府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移住瑞金下肖区。

　　本年在中央苏区主持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扫除文盲运动，以及群众性文艺活动。

　　一九三五年　　三十六岁

　　1月移住雩都县小密附近山村。

　　2月上旬布置工农剧团举行文艺会演。

　　2月11日奉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离江西境东移。

　　2月18日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坑之汤屋。

　　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

　　2月26日被押送上杭，囚在县狱。

　　3月9日化名林琪祥，编造经历，欺骗敌人，以求脱身。

　　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被捕，供出瞿秋白。

　　4月25日左右被解离上杭。

　　5月7日张亮告密，敌人始知林琪祥即瞿秋白。

　　5月9日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在叛徒郑大鹏指认下，承认自己身份。

　　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瞿秋白被捕消息。

　　5月13日写《供词》，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歌颂苏区，表明革命立场。

　　5月22日鲁迅致友人信说：瞿秋白被捕，“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同日写就《多余的话》及《未成稿目录》。

　　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系统派特务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遭拒。

　　6月2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4日会见《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

　　6月13日前后陈立夫派中央党部系统的特务王杰夫和叛徒陈建中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最后劝降，被拒。

　　6月18日从容就义，遗骸葬于罗汉岺盘龙岗。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重印后记



重印后记

　　今年春夏之交，承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庆应大学地域研究所所长山田辰雄教授接待，我在日本进行六十天学术访问。访问期间的研究课题是《蒋介石与日本》，带去的见面礼自然是近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本菲薄的小书，内中写有日本人颇感兴趣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出乎意料，众多的日本学者与我见面时，常常问起《瞿秋白传》和瞿秋白研究现状。国立横滨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村田忠禧先生，在他同我会面之前，打电话对随同我访问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说，他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本拙著《瞿秋白传》。村田先生驱车载着我们漫游箱根、伊豆、富士、热海、横滨的旅程中，不时谈起毛泽东，谈起瞿秋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片断。日本学者对瞿秋白与中国革命如此了解，对瞿秋白研究如此有兴味，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瞿秋白传》出版八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同行来信索书。尽管出版社和我已经赠出几百册书，仍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为此，我曾多次与社方商议可否重印？日前，终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决定重印。朱金元先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与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图书出版业不甚景气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动不已。因为，此举无疑是对方兴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业的宝贵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