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来了，几个黑点慢慢转过山脚，走走停停，越走越近。
再仔细一看，大家却泄了气：几个人破衣烂衫，肩背粪篓，手拿铁锨，分明是早起出来拾粪的老乡嘛。
那年代没有化肥这一说。农村都是积有机肥。农民经常大早晨背个粪篓子出来拾粪，在胶东农村很常见。
老赛却从这个很常见里看出了不常见：拾粪都是沿着大路拾，来往的骡车、马车、驴车留下的粪蛋沿着公路拣就是了。蹊跷的是这几个人怎么跑到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去拾粪？农民拾粪从来都是低着头看着马路一路走下去，而这几个人却边走边东张西望。
等人再走近点，老赛忽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哪里不对劲：
头上包着白毛巾！
在陕北、晋中等地，黄土高原上风一刮，弄一头黄土难洗。农民们总是在脑袋上包条白羊肚毛巾。华北平原上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看电影《地道战》好像也有白头巾，只是包法和陕北不同。可是在胶东半岛这里，农民在脑袋上裹手巾，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见。
这几个不伦不类的根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
青木所说的，正是这个白毛巾！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几个白毛巾里面，有一个就是青木的老乡，日军二等兵山下户一。文登失守以后，山下随同撤退的鬼子败退到威海，到医院看望过青木。青木在出发增援文登的作战中中了埋伏，全小队人员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全部阵亡，不过他也挂了点儿彩。山下则得了伤寒。战后两个人都回了日本，这次作战的前后经过，就是山下讲给他的。
青木怎么会写这个战例呢？他是日军战史专家，专攻后勤，《陆军铁帽物语》主要的内容也是讲日军服装、随身装具的优缺点。这里的白毛巾，青木把他归到了日军特殊的被服里面，所以得到了介绍。按照青木的说法，这副打扮出来打仗的山东鬼子，只此一例，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背景故事。
话说山下所在的日军守备队守卫山东某城（根据有关文献，应该是文登县城），也响应号召大学八路准备打美国人——当然，也打八路。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融入当地，学习八路军组织便衣队，扮装中国人。为此，日军组成了便衣侦察队。山东的八路经常便衣活动，让日军防不胜防，日军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也不是人人都改便衣。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时候长相差别不大，外观区别不小——中国人普遍瘦而高，日本人普遍矮而壮。动作习惯也大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往地下蹲，日本人喜欢弯腰鞠躬。便衣队要求很高，个儿太矮的不要、镶金牙的不要、肚子大的不要、脑子傻的不要……反正是一通挑选，山下和其他二十几名聪明伶俐的日军入选。
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个优点，便衣队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封闭训练，举止神态都要学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
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都是音译），平时对日军极为恭顺，日本兵都说他们是“皇军的朋友”，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不久，日军就认为侦察队可以出动了。
日军记载中山东的八路、鬼子和汉奸（5）
于是，侦察队就出动参加讨伐，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
没想到第一仗就被“土八路”给打了埋伏，侦察队轻易被识破，二死一伤。
日军马上彻查原因，检查下来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为这些便衣队员配的服装都是从城门口当地老百姓那里卡来的，五花八门，穿上活像山东农民，但是，却给每一个日本兵配了一顶统一的瓜皮帽！
于是，出去侦察，八路就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拾粪而来，人人头顶一崭新的瓜皮小帽。
捡粪的还买得起瓜皮帽？
如此怪异的一伙人，你要是八路军指挥员看见什么反应？——人妖啊，打！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来查——谁的主意？——师团部的命令。
原来，鬼子虽然善于学习，却也有食古不化的一面。日军的条令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音）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
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1）
九地伏兵——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
作者的同龄人，大体都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地雷战》，其中汤司令“土八路在那边，在那边”的精彩表演，很多人都难以忘怀。
其实，这是一部军事教学片，所以这部片子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些欠缺，但从资料性的角度来说却有极高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的片断，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这种所谓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 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 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这个条令是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面，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战后修正版），把它们放在这里，供大家一观。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为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
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日前看到一篇网上文章，作者称采访了根据地的老百姓，称八路军的地雷很有问题，讲地雷不是炸敌人的，是给军队作警戒的，听见敌人趟响地雷军队撤退，老百姓则畏惧日军报复被迫离开家园，造成损失，地雷平时还经常误伤百姓等等。甚至提到因为这些地雷多是外国货，上面的俄文字母村干部看不懂云云。
分析这段文字，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作者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了解，大概是所谓“闭门造车”的成果。所谓地雷响老百姓怕报复被迫离开家园纯属来自想象。要知道当时日占区中国老百姓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跑反”。何意？日军来了要跑，要躲，就叫跑反。1937年东北军坚守梅花镇，撤离后日军血洗此地，所以只要日军出动，有没有地雷响老百姓都要跑反，有地雷报警阻碍日军，至少比没地雷安全撤离的概率要大得多。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记录，经常可以看到进军中遭遇八路军地雷，只好停下来等待工兵的情况，或者和携带地雷来偷袭的八路军交手的纪录。连井陉煤矿的矿内通道都曾被八路军渗透埋雷，八路的地雷并不仅仅是用于看家。至于地雷是俄国造的更是好笑。如果苏联真的能给土八路送进武器来，给几挺机枪是正经，干吗千里迢迢送又沉又笨的地雷进来呢？事实上无论国方、共方，都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证明苏联在抗战中曾给八路军支援过哪怕是几支步枪的武器，倒是在伯力扣留了著名的东北联军将领赵尚志。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而且，采用了远距离控制，电流拉发的方式引爆的，要误炸老百姓，也并不容易。
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纪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2）
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日军资料表明，它的一支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整个战斗，还有照片为证。
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要说八路军打日军坦克，倒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日本《春兵团在华北的战斗》一书中，就描述了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的坦克分队在冀东曹各庄被八路军歼灭的过程。然而，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之类，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玩意儿可不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得起的。
按照日军记载（照片和记述来自土门周平《人物战车队物语》和伊东述的《大陆战车队——狮子奋迅的突击》），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是在和八路军386旅（查中国方面资料，似为344旅688团）部队作战中损失的。该部日军联队长是日军装甲兵专家原乙未生少将（原乙未生是《日本的战车》一书作者，有“日本战车之父”的大名，他曾到德国，意大利等地考察战车的制造和使用，是日军中战车使用和制造方面的权威。日本人将其与戴高乐、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并列。日军第八战车联队是1938年年中由原第二战车联队改编而成，一说原乙未生接手该联队指挥权是在1939年，在天井关战斗时还没有到任）。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国民党军守军在常平村附近构筑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晋城地区沟通三省，地势险要，位置十分重要。双方在八年抗战中曾反复争夺，日军四次占领晋城，四次被迫撤出，最终无法将其占领。
7月10日，日军发动总攻，第八战车联队掩护步兵进攻常平村东方高地。战斗从清晨6点进行到下午6点，日军先后发动三次猛攻，始终不能攻占中国军队阵地。激战中，日军第一线羽贺大队大队长负伤，代理大队长又在第三次进攻中阵亡。第八战车联队以50米间隔的队形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突破，却在前沿陷入电波状反战车壕，遭到中国军队以重机枪发射的钢芯弹痛击。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使用的战车均为轻型坦克；装甲薄弱部位多被击穿，车长渡边孝等伤亡，车辆也遭到相当损失，未能发挥突破作用，只好撤退待机。
根据时间推断，这支与日军进行激战的中国军队，应当为此时驻守晋城的529旅杨觉天部。该旅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参加过忻口会战，战斗力很强。旅长杨觉天曾帮助八路军徐海东部筹措物资，双方关系融洽。该部在晋城驻防期间建立五二九小学，发展地方教育，颇有好名。
此后，前线大雨瓢泼，日军进攻受阻，双方在常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