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了人家而道歉。秘书认为于理不合，未去打听。翌日清晨，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在楼梯口。
当然，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博爱主义”。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请求“我们都是伴侣”的蚊子松嘴和解，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幼稚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此外，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对韵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性。
综上所述，汪静之的五四情诗，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从这些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够照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二十岁就当上了教授。不过，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国文课颇引非议。浙江一师同窗、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我就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1〕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经济困难，两月无肉，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因只能吃素），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汪静之投靠冯雪峰，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未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2〕
“文革”前夕被打发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3〕。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未订报纸。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宅门贴有一条：“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静之晚年认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5〕
注释：
〔1〕曹聚仁：《诗人汪静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4〕〔5〕《汪静之自述生平》，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7、305页。
〔3〕纪鹏：《世纪诗翁汪静之和湖畔诗史的最后一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孙犁的“自辨”
？ 杨建民
1963年六七月间，孙犁收到在晋察冀工作时两位战友的孩子（高中学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里，称道了孙犁的作品，但非泛泛，而是在认真阅读基础上的赞赏。信的后半，还对孙犁的一些作品提出了一些具体、切实可行的意见，这使孙犁有些意外。
这个高中生在信里还告诉说：他们课本中选的孙犁短篇小说《荷花淀》，与书中刊出的有很多不同，并且将这些不同列举出来，这引起了孙犁的特别注意。
课本与原书的不同，主要是在课本里，这其中，主要是删节。从比较看，《荷花淀》中几位妇女去看自己丈夫途中，遇到日本人船的追击，她们摇着小船往荷花淀里去时，作者记述了妇女的内心想法：“假如敌人追上来，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这一句话，在课文里被删去了。
另一处，妇女们在划船时，有人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因为还很嫩小，便又丢进了水里。“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句话，也被删去。
《荷花淀》开首第二段，作者叙写这里的芦苇，多被妇女们编了席子，这时补了一句：“编成了多少席？”这增添了小说韵味的句子，也被删除。
妇女们急速划船时，“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个“哗”，也被划去……
这些删节，作者孙犁并不知道，所以学生一问，他就循着一些人的思路，对为何删节，略作辩解。“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被删，孙犁在回信中说：“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当然，孙犁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所以，这两个词他都用了引号。
“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被删，孙犁认为：可能是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认为有些“小资产”。看来，孙犁也弄不懂为何被删。
“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哗”被删，孙犁替删削者着想：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细细体味，孙犁这样写，既显变化，程度又有加深，删削者却未能体会这一点。
小说开首处“编成了多少席？”被删，孙犁也想不出为什么：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削去了。
对自己的小说进行删削，显然是由于误读产生的，这样的事，孙犁在此前也遇到过。
那是在更早的1952年。当时的平原省（后被撤消）聊城地区（后划归山东省）安乐镇师范学校，有一个学生组织的文艺研究组。这个文艺研究组在“研究”了孙犁的《荷花淀》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便写信给孙犁，就这些问题希望孙犁回答。
他们对《荷花淀》的意见，归起来有三条：
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
二、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
三、不是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
第一条的理由，是孙犁在作品中说：“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他们指出，作者同时也否认了这些“藕断丝连”是青年们应有的情感，认为这是可耻的，是女人们特有的至少是较甚的卑鄙弱点之一。
第二条理由，说水生们在荷叶下打仗，孙犁描写：“……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他们信中问：这是否暗示着水生这些英雄看不起这群落后女人呢？
战斗后区小队长和水生所说：“都是你村的？”“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两句，被分析为对女人的嘲笑、咒骂。“您却在表现他杀敌的同时加上了些如何对自己爱人耍凶以衬托水生的英姿”，并郑重地说：“这样的写法我们不赞成。”
第三条，引了小说中“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了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等句子，认为：“这不是郑重地反映女人们先进的一面，而是作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轻视妇女的观点……”
这封措辞严厉、观点偏宕的信，经《文艺报》转到了孙犁手中。面对这样对《荷花淀》的误读，孙犁从文艺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
针对误读，孙犁在回信里做了一点假设：如果为了避免误会，把文章中的那句话写成“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男女双方都有些藕断丝连，所以……”我想，你们也会觉得不很妥当吧？孙犁接下来说：“我以为看文章，应当从全篇着眼。”
对于第二条意见的举例，孙犁回答：“半眼也没有看她们”这一句，“丝毫也没有暗示着民族英雄看不起女人的意思。你们也知道在大敌当前，间不容发的当儿，青年们不能像在戏台下面一样可以东瞅西斜，飞眼吊膀”。这后面的话，孙犁显然带了一些情绪。
对于称女人们是“落后分子”，孙犁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之间是常常开这样的玩笑的。”一般读者，大约也很少认为在这里称女人“落后分子”会包含什么恶意。
在回信最后，孙犁认真指出：“我本来可以不谈它。今天我所以详细地和你们讨论，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常常采取了一种片面的态度。”
孙犁的这段回答，就是对今天阅读文艺作品仍有很大帮助。“在谈作品中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它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论，终于得出十分严重的结论。”
孙犁以自己的艺术及生活阅历，诚恳忠告：“我们对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对，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作品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识的缘故。”“我希望同学们在练习批评分析的同时，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读书态度。”几十年后来重读孙犁的复函，应当说，对文艺作品的领会和把握，仍是切实而颇具分量的。
但是，对《荷花淀》的误读甚至删削并没有完。1980年，江苏铜山县一位中学老师，因为要讲《荷花淀》，翻读了一些参考书。不料在读到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时，发现其中内容与课文出入很大。他便写信询问孙犁：哪个版本更可靠一些？
孙犁拿着两种本子参照读了一下，大吃一惊。原来，这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将《荷花淀》第二段一百八十多字全部删去；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有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数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一两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荷花淀》是一篇不足五千字的短篇，这些删节竟达一千字，这叫孙犁十分生气。
孙犁认为，这样大面积地删削，不加说明，不加批注，叫读者不知所以然。“随心所欲，把你的文章肢解、分割，不加任何说明……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荷花淀》已出版多年，遭此割裂，实在令人不解。孙犁不客气地说：“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可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一展不世之才。”
《荷花淀》这篇优秀的小说，在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受到了这许多过甚的“关爱”。此中，我们大约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的一些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荷花淀》被误读甚至被粗暴删削这样的情景，也许仍可以作为突出个案，值得人们警惕和反思。
朱东润的“蝗虫”之喻
？ 王 昊
1961年7月29日这一天，周作人两次到邮局寄信给香港友人鲍耀明，其中29日所写的一封信提及“承允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殊不克当。从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每月五两减至三两（亦或不给），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闻糖亦将减少，乞赐寄二磅，或砂糖或角糖，以何者便于寄递者为佳耳”〔1〕。其实，中国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后，周作人一家的生活便不时出现紧张和拮据的局面。尽管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周作人自1960年起，每月可从出版社支取四百元译稿费。据文洁若回忆，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到“一九六○年一月起，进而增加到四百元”〔2〕。但从致友人们信中的内容看，他还是不断“乞食”于他人，其生活窘状在信函中展露无余。闲时曾与父母一辈的人谈论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情状，听那一辈人讲故事，最大的感受便是“饿”！各色的主副食品都是凭票据限量供应，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更多的东西。
1961年7月29日，也是在这一天，叶圣陶开始记录他的《内蒙访问日记》。从7月29日到9月23日，叶圣陶与“老舍、梁思成、吴组缃、曹禺、端木蕻良”，“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二十余人组成了“文化参观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参观访问。其日记内容反映的虽是一个知识人参观访问的个人感受，但也透露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经济情况。叶圣陶后来称那次旅行的日子是“欢快的日子”〔3〕。通过叶氏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