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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以来，张中行先生已基本辍笔，但其“负暄”系列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及《流年碎影》等影响力不减。张中行对于中学、西学、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皆有精研，下笔信手拈来，火气褪尽，在回忆沧桑旧事、书写文化乡愁中，呈现出陈年老酒式的美丽情感。《负暄琐话》开启了新时期以随笔文字回忆近现代学人之先河，允为经典；至《负暄续话》渐露油滑琐屑迹象，文字亦由简洁利落渐转冗长，出现了部分充数之文；《负暄三话》则气象衰飒，思力式微，往往将旧事琐闻不加提纯，随意连缀成篇，既无文史价值，亦乏艺术价值。从《负暄琐话》的明朗凝练，到《续话》、《三话》的饾饤成篇，“负暄”三书的一蟹不如一蟹，几乎成为中国文人个体创作历程中摆脱不掉的宿命——无论身负多高的才华，多大的学问，一旦为写而写，总不免堕入魔道，菁华流失。
这些年，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一版再版，走红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有名士之风，又不乏人情味与烟火气，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看得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见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面对荒凉的赛里木湖那铁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写道：“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表现了对崇高美的拒绝。这正是一种世代相袭的以中庸平和为审美风范的士大夫风习的薰染灌溉所致。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汪氏散文对于白话汉语的运用几臻炉火纯青，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刑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这正是大师与写手的分水岭。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这是一种悲哀，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究其实，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未能真正承袭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重任和使命意识。
贾平凹早期的散文笔墨老成，旨远意深，善以情感脉络作线而随物赋形，清丽阴柔，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散文的革故鼎新功不可没。贾平凹九十年代至今的散文，专意于谈吃喝玩乐，琴棋书画，鼓噪名士风流，张扬自恋情结，消解了原本无多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审美心理亦趋于病态畸形。仅以其近年创作的长篇“行走散文”《西路上》为例，该文贴着新鲜的标签，充满自恋自夸的个人情怀和恶俗的商业气息。全文拉杂琐屑，将眼中所见和一些浅薄的个人体验流水账一般写下来，几乎成了废话大全。贾平凹不谙章法、不懂剪裁的弊端尽显。在贾平凹，这种“行走”，是为了莫须有的“失恋”而行走，且是乘车（优质越野车）行走，乘机（飞机）行走，而非用脚行走。作者津津乐道于剽香窃玉式的美艳意念，通篇充斥着暧昧的情色言说，弥漫着委琐格调。常识性的历史错误在文中屡屡出现，如把昭君出塞和班超从戎的时间搞错，把飞将军李广利与另一历史人物冯唐混淆，还将汉武帝派李广征讨大宛的时间安放在霍去病征讨匈奴之前，等等。尤其作家对龌龊不洁之物情有独钟，笔下动辄出现“痔疮”“大便”“拉屎”等词，几成一种嗜痂之癖。测字，算命，调情，黄段子，如此污七八糟的杂烩，竟串联起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散文。贾平凹在文中尽情展露自己的才子气和情种本色，毫不掩饰形而下的肉欲骚动。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绝不是善的，更不是美的。“要永远记着一个女人，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如果要彻底忘却一个女人，也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女人站起来是一棵树，女人趴下去是一匹马，女人坐下来是一尊佛，女人远去了，变成了我的一颗心。”如此情种本色，不展示也罢。
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了《贾平凹谈人生》，全书二十六万字，内容几乎全是贾氏旧作的杂烩与翻版。在这本注水书中，贾平凹尤其嗜谈私秘体验，如称自己有特异功能，“夜里做梦，做到夜半起来小解，只要闭眼不让梦断，梦就不断……”等等，煞有介事。因了生命激情和创造力的衰退，贾平凹整日收藏古董，迷恋石头，卖字画，索润格，谈测字，论风水，装神弄鬼，自鸣得意，如此行状，简直成了现代巫师，还指望他能有多大出息呢？说到底，才子气、名士气、小农气的杂糅，使其作品散发出某种不良味道。
余秋雨语言天赋不凡，行文开合自如，声情并茂，集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于一炉，对于普及历史、文化、文学的常识功不可没。《文化苦旅》是在一种相对无功利的状态下写作的，俗气尚少；《山居笔记》余势不衰，但已体现出令人隐忧的自恋情怀；之后的《霜冷长河》则显出了养尊处优的名流派头。新千年推出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书则直接沦为炒作的产物，通过它们，余秋雨俨然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代言人，成为当代中国的超级文化明星。余秋雨相对出众的语言才华和相对高明的叙述策略，使得他笔下所写虽属常识，但经过一番语言的妆裹，总有其动人处。如《千年一叹》中的《元气损耗》谈埃及人的得过且过，《我拒绝说它美丽》对印度文明的审思，都有可取的视角。余氏文本，多的是清词丽句，文采风流，少的是内心的真实——倘有其“内心的真实”，那也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优雅自得，顾盼自雄。在我们寄身的这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自然清楚他更应该关注什么。可惜，余秋雨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精明、下笔越来越有所选择了，他早已自动放弃了《家住龙华》、《酒公墓》式的优秀现实主义路数，为文不从博大的时代与普遍的人性出发，多是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怀书写。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浓厚甜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作为典型的个案，余秋雨的人与文充分印证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才情横溢，表现于文本，最终起作用的终究是人格的力量——人格决定文格，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征途上到底走多远。在张扬名士气和功成名就感方面，余秋雨与贾平凹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余秋雨看起来像一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绅士”，贾平凹更像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再加中山装再加西装的小农与知识分子的奇妙混合体。
三
近几年，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大雅村言》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但却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的借古讽今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拉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
李国文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司马迁之死》认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满表演欲的通病。司马迁一生追求自由、价值、思想力，富于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他因坚持真理而惨遭宫刑，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竟以如此幸灾乐祸的腔调道出，全无对一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腔痞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李国文的文章还存在着严重的身份歧视问题，尤其对于草根阶层颇为不屑，一律斥之为“小农”“农民”，流露出市侩式的清高刻薄。《美人计》嘲笑历史上那些农民政权的统治者是“昨天的庄稼汉”、“腿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假如阿Ｑ当作家》说：“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唐朝的声音》说“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这是一种“唯出身论”，一种想当然。《和辜吻斐员ァ芬菜担骸昂瞳｜，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李后主之死》则说：“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李卓吾之死》更表现出市侩式的偏见：“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何等赤裸裸的身份蔑视。
四
时下，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以招眼的篇幅出现于一些文学名刊，它们短则一两万言，长则四五万言，连以蟋蟀为题的《国虫》一文竟也达到三万五千言，可谓洋洋大观。李存葆近期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