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变化；从注重评点串讲到讲求师生互动，是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本质变化；从以“传道”为主到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主是现代语文教育同古代语文教育在教育目的上的本质变化。
这期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胡适关于教法改革的构想。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两篇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对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1．以作文、演说为首要——把说和写作为语文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改“以阅读为本位”为“以表现（说、写）为本位”；2．用“看书”代替“讲读”——认为阅读教学“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件事可做”；3．所读的要有趣味——认为阅读没成效是跟学生所读的内容没有趣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设想的教材中最大量的是小说；4．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主张到了中学第三、四学年，国文课的教学内容就是演说和辩论，因为“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
“胡适之先生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希望学生对于国文一门有一点确实的心得，除非把‘被动听讲’改成‘自动阅读’不可”〔10〕。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说，语体文的教授法，应该是先由教员指定阅读的分量，学生自行阅读之后，到课堂上师生共同进行讨论，根本用不着教师讲解〔11〕。一些人对此颇加推崇，这种方法在当时语文教学中被很多人付诸实践。
下面是孙俍工、沈仲九在192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里的《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教法部分：
国文教授，专在指导学生以研究的门径，使他们养成自己研究的能力和习惯。无论读本和其他书籍，都要学生自己阅看，做成读书录，记载下列各事：一、注释；二、各段大纲；三、全篇或全书的提要；四、批评。
教员在教室内，除临时讲解考问外，所做的事，大约是下列数种：
1．备学生的质疑；
2．指示研究方法和参考材料；
3．指导学生讨论。
讨论应注意下列各事：
1．句法，分段，文体，描写的技术，全篇的要义（表明的，含蓄的）等；
2．对于问题文，当注意问题的发生、要点、解决法和对各方面的关系；
3．对于艺术文，当注意作者的情调生活和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思潮。
以上各项，都应笔记。
读书录和笔记教员应每月或每周取阅一次，作为国文成绩的一种。
这个教授大纲放在选文全是白话文的教科书卷首，编者的意图很明确，即白话文的教学就应该这样进行。从这个教授纲要可知，贯穿这个教学法的精神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原来是靠教师讲解给学生听，现在是由教师指导学生先进行自学，遇到困难后，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以求得解决。“我们教授白话文的，也不能说教学生‘看得懂’，就算尽我们教授的责任。还有内容形式方面种种推敲；要大家预备，要大家讨论；讲堂里不是教员一人说话，要大家说话。尽管一篇很短的白话文，一目了然，也许讨论几小时未曾完结”〔12〕。
随着白话文教学法从讲解发展到看书讨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课堂上有限的时间不能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从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对于所规定需要阅读的文章又不可能平均用力，不但时间和精力不够分配，而且会陷入混乱状态，什么都看了，可能什么都一知半解，没有重点，也就失去本学科的系统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读和泛读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
“现在的学生，多不喜欢精读。语体文原也读不上口。然就因为不读的缘故，遂使很多的词句成语，不会记熟，不会运用。究竟这不可读的语体文，是否要有别种方法来代读，尚是疑问。”〔13〕所以对于精读课文，不用逐字逐句的讲解，也不要求完全背诵，这就又产生了读而不精的问题。据1925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当时精读教学的实际情况是这样：
精读怎样教授？我们须记得上面所述的事实，即各校三分之二是自编教材，油印发给学生的。其教授的顺序，有简单讲读的，有预习讲读的，有预习、问答、读讲、讨论、应用、欣赏等阶段的。
与精读和泛读紧密相关的就是单元教学法的产生。所谓单元教学，这里是指为完成某一教学目标，选择内容或文体相似的一组课文，首先重点教学其中的一至二篇，再通过学生的知识迁移，以学生自学为主完成其余课文的教学。最初人们在选择白话文作为选文时，是按照当时报纸杂志上的编辑体例，以问题作为分类的方法，如恋爱、科学、妇女、道德、人生等。“每一星期或两星期，由教员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将关于本问题的材料，分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如学生不能全阅，可指定专阅一二篇”〔14〕。“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教授时候，不过讲解一二篇，其余的，学生作参考”〔15〕。对于重点进行讲解的课文，是贵熟贵精而不贵多。从内容到形式，力争达到理解透彻、掌握熟练。对于单元中要求以自修为主完成的课文，其教学目的是与重点讲解的课文内容进行比较，使之深化，并培养学生自己读书的能力。
除了上述以“问题”为单元进行教学之外，梁启超在1922年著文所主张一组一组的讲，也是在单元教学方面进行的探索。“讲文太花费时间，而且使学生讨厌，我主张教学须启发学生自动的在讲堂以外预备（各门教授都应如此）。须选文令学生能多看，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16〕。虽然这并不完全是针对白话文教学，但是针对包括白话文在内的语文教学而言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提出的以“组”为单位，似乎比以“问题”为单位更接近于单元教学。因为一组课文，既可指内容相关或相近的几篇课文，也可指体裁相同的一组课文，从选文的内容扩展到了选文的形式。
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变革比较复杂，不难发现，贯穿这个变革的灵魂，就是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但是，在变革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即在深刻地批判文言文教学太偏重于形式的时候，人们却又过分地强调了语体文内容的教学，从而使语文教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民国八年以后，优秀的教师受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们受了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中等学校的教学法才发生变动，而趋向于启发式的自动主义。大概情形是这样：国文科参用新文学作品或译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17〕。
语文教学如果只注重各种问题的讨论，必然忽略形式上的训练，以致严重影响了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流弊至今，祸害很深。抑或，“载道”与“授道”之淡出，乃至匮乏，于责任与伦理融为一体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风飘云散，更是惊心动魄。由此可见，如何保证语文学科的思想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总是发生偏差的问题。另外，在这时期，人们在借鉴、学习国外的教学理论的同时，大胆地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例如，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等〔18〕，这些探索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变革，尤其对中学语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借鉴。
注释：
〔1〕〔17〕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4、123页。
〔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
〔3〕〔9〕沈仲九：《国文科试行道尔顿制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26页。
〔4〕〔8〕周铭三、冯顺伯：《中学国语教学法·下卷·发端语》，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5〕〔7〕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二卷，1935年第一期。
〔6〕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十二卷，第二号。
〔10〕朱经农：《对于初中课程的讨论·国语科的内容》，1920年《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
〔11〕《教育丛刊》，第二集。
〔12〕〔15〕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十二卷，1920年第二号。
〔13〕陈东原：《国文学习法》，《学生杂志》第十卷，1923年第六号。
〔14〕沈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一卷，第五期。
〔16〕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32年版。
〔18〕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是现代人的文章。
俗界之欲
俗 界 之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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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相关的东西出现在以世俗为基调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失去神圣的性质，越是看起来貌似神圣的东西，也越容易遭到怀疑，中西皆然。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写道：
马塞托假装哑巴，在女修道院里当园丁，院里的修道女争着要跟他同睡。
各位美丽的小姐，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是那么简单，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着一重白面纱，脑后披着一块黑头巾，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再也不会思春了，仿佛她一做了修道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凡是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一旦听得了什么出乎他们意想的事情，那他们真是怒气直冲，像是发生了什么逆天悖理的罪恶了。这班人绝不想想自己随心所欲，要怎样就怎样，尚且还不能满足，也考虑不到一个人整日闲暇无事，情思潦乱，会在精神上有多大影响。又有好多人，认为那在日间干辛苦活儿的人，他们的肉欲早给那铁锹锄头、粗衣淡饭、艰苦的生活赶得一干二净了，他们的头脑已昏昏沉沉，再不懂好歹了。这类见解真是自欺欺人！
薄伽丘说明，修道院的教士修女，其实还是凡人一个。中国古代佛教的机构、礼仪和僧侣生活，和薄伽丘笔下的修道院生活类似，面临的困境，也颇相似。佛、法、僧，是佛教“三宝”，但终究不完全相同，僧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也在宣扬佛家道理的同时，像薄伽丘那样把尼姑和尚讽刺和取笑一通，小说里描写寺庙生活与僧尼的形象，往往并无什么特殊的神圣感，除了形式上的戒律以外，与外界的凡俗尘世并无太大区别。明代冯梦龙编的《全像古今小说》中有一则故事，叫《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说一位公子阮三郎与一位太尉家小姐玉兰私下交换了信物，想要再见面幽会，但“只恨闺阁深沉，难通音信”。公子的朋友就找到闲云庵一位贪财的尼姑，给了她钱，由她来负责操办。尼姑便邀请小姐的母亲携小姐某日去上香，嘱咐小姐到时假装想要到禅房休息，她则把那公子约来，预先躲在禅房里。尼姑巧舌如簧，终于说动了夫人带小姐去尼姑庵——小姐本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又果真约来了公子，两个性压抑的古代青年，就在禅房中苟合。后来，小姐怀了孕，而公子原本就有病在身，身体虚弱，这一下就暴死了。小姐生下了孩子，父母也未加虐待，再后来孩子长大中了状元，做了吏部尚书。他的母亲，即当年的风流小姐为一日夫妻从一而终，成了节妇，年轻时的孟浪，当然也就一风吹了。公子小姐幽会在古代很不容易，在《西厢记》和《牡丹亭》都得有人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但冯梦龙的故事中尼姑来做媒倒很新鲜，而且安排提供禅房之类的全套服务，简直就是在拉皮条，当淫媒了。一般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可是这尼姑不免犯了佛家讲的“贪、嗔、痴”中的贪戒，再者，她居然敢在佛祖眼皮底下为人开包房，显然是没有起码的原则性和纪律性的。这明代社会是开放还是不开放呢？说开放吧，青年男女不能正常见面，说不开放吧，尼姑又能在禅房让未婚男女行云雨之事，然后再去面对佛祖和观音念阿弥陀佛。不论怎样，尼姑也做了红娘，至少说明，寺和庵与俗界的行事方式、思维模式基本是一致的。
《红楼梦》第十五回写到铁槛寺和馒头庵，也是一样世俗。馒头庵里的小尼姑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常和宝玉、秦钟玩笑，如今长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爱她妍媚，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似乎尼姑们完全恋爱自由，根本不受教规约束的。接下来，秦钟在庵里非礼智能儿，智能儿居然把尼姑庵叫做“牢坑”，说要“离了这些人，才叫好呢”，半推半就间，智能儿“不知怎么样就把中衣儿解下来了”。另一面，老尼姑也积极参与解决两位施主家因为儿女婚姻产生的纠纷，委托长袖善舞的凤姐来办理，老尼姑的行为也不太像出家之人，倒像精通人情世故的一般老妇女，所以《红楼梦》里批出家的妙玉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昆剧《思凡》干脆就直接描写尼姑陈妙常的情欲，陈妙常有段唱词：“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还写下“黄昏独自展孤衾，怎奈凡心转炽”的句子。智能儿和陈妙常是“痴”的，但这样惊世骇俗的反宗教情感，在文人看来，却是正常的人情。
和尚这一边也差不多。《水浒》第四十五、四十六回写杨雄杀老婆潘巧云，石秀杀潘巧云的情人裴如海。杨雄杀妻，与武二郎杀西门庆和潘金莲，性质大致相同，都是因为私通违背妇道和伦理，而水浒英雄都是道德警察居多。不过细看又不全一样，潘金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