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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由贿成”
——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 李占伦
说起晚清吏治的腐败，人们自然要想到《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其中描写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廉寡耻鲜、卑劣龌龊之徒，如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媚洋的制台、让老婆为上司“按摩”的候补道、逼寡妇当制台姨太太的观察……读这些小说，确实有如看一幅幅奄奄待毙的封建帝国的社会图卷。但此类小说，终不免“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1〕。而《道咸宦海见闻录》却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作者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死于光绪四年，道光五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十六年五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他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存几分良知，故其对官场鬼域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
且看他笔下的封疆大吏：陕甘署督邓廷桢革职复起后，“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其措施之谬妄，更似狗彘存心”；陕甘总督乐斌，“外仁义而多欲”，仆妾周二奶奶“每与乐斌揪扭，滚至二堂，解去衣裤，撒泼村言，无所不至，每谓乐曰：‘我令汝做总督，汝方能做，否则，做不成也！’”闽浙总督庆瑞“系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恐属员藐视，每每以虚骄之气凌轹僚属，不足于中，故侈张于外”，其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总督作为朝廷大员，自然都是皇上的近宠幸臣。当初他们出京赴任之时，皇帝照例均要数次召对，叮嘱再三，莫不寄予厚望，岂知他们上欺君主，下侮百姓，几至天怨人怒，家国倾危。凭问何以朽败之极？曰，“政由贿成”使然。
馈赠行贿是做官的敲门砖、护身符、晋升阶。所有官僚，无论中央、地方、文官、武将实无廉与不廉之区别，唯在“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至”〔2〕而已，根本无清官可言。那时，京官俸入甚微，各部院的堂官、吏目则根本没有俸禄，又不能直接吮吸民脂。不像做外官可以凭职权于俸禄、养廉银之外聚敛物财，故莫不“以咀嚼外官为事”。尤其是粮道、藩司之类的肥缺，满朝垂涎。张集馨不仅这两个官职都干过，而且数度奉召，出入京师委以他职，有切身体验。“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蕃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两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以调任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为例：“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摺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当然，京官如此硬气，也自有其因。他们位居京华，在“最高”左右行走，外官自然要求这些人“保位”、“求升”，至少尚能为其通些声气，二者互有乞求，故尔“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临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莫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至丐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
这种情况在有清一代早已被官场视为正规，一直延续到清廷覆灭。光绪贵州举人胡东昌曾愤激条陈：
当今之六部各院堂官，具有天良者无几。其平日进署当差，司员之贤否勤劳不问，专以贿赂之厚薄为其优劣。其考试军机、总理衙门章京也，专以条子之多寡为去取。夫条子由贿赂而得。贿赂有重轻，即条子有大小。同一座主门生也，凡三节两寿，每次送银数百两数十两者，为上等门生，送二两四两者，为下等门生。凡遇考试派优差，该座主为上等门生转递条子。军机大臣所递者为大条子，各部院尚书侍郎次之，九卿所递者为小条子，又次之。凡得大条子，考试必得前三名，京察必列一等，派差必得极优之差。下等门生无望也。至清贫分毫不能送礼之门生，更无望也。若无师生之谊者，能加倍送重礼，其考试派差，亦与是上等门生同。此等司员不下十之七。其平日节清自好，不屑钻营，逐日进署当差，困苦异常，十余年不得一差，不转一阶者。此等司员不下十之三。各堂官既以贿赂为重，自以人才为轻。为司员者，仰其意之所示，人心几无廉耻之存。夫递条子行贿赂，此犹人所共知，尚有许多鄙极不堪言状者，真堪令人浩叹。况部官非历年久不能补缺，补缺非京察一等不能简放，一切须由贿赂条子。〔3〕
京官与外官关系如此，出于种种私人利益的关系，僚属之间夤缘通贿更是肆行无忌。直隶总督桂良，仰仗其岳丈恭亲王奕讠斤的势力，卖缺受贿，无所顾忌。他孙子麟趾在浙江金华任知府，随桂良至永定河巡查工段，“河员及地方，共鸠金三万余两”贿之。即如候补道员“亦致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而台荐京卿，共知其劣迹昭著，而绝无一人敢于劾参者，知其奥援甚固，有所恃而不恐也。”
倘有人不知深浅，忤逆了这一例规，则不免难全其身。张集馨曾因持正公务，开罪于桂良，被桂良劾参，几置于死地。咸丰六年冬，张氏简授甘肃藩司，路经保定，其友保定知府文廉规导曰：“此老非钱不可……兄何不略为尽意，只当挟优宿娼，做缠头费。”以解夙愿。张氏畏其凶焰，恐再生祸端，好生采备了貂尾褂筒、大铁箱鼻烟、本色貂帽、上等衣料、大匣金佩件之“土宜八色”，外加门包小费，抬进内署，才缓和了关系，而这竟使张氏不仅花光了赴任的盘缠，还借了不少债。尤可笑者，张氏初任闽省布政使，往见总督庆瑞，岂料“庆督门包须库平足纹，不要洋元”，且“当即在门房弹兑”，张氏纳银欠平六分，被立时掷出，只好令家人再加一钱送去，“以后致送皆加平，始不挑剔”。
以贿赂为主要手段所维系的官僚体系必然导致建立在个人利禄追逐基础上的互相勾结、窥伺。甘肃总督乐斌一伙为了市恩纳贿，勾结臬司明绪、幕友彭玉亭，直以州县之频繁调署为能事，选人补缺，从不问品行劳绩，专以亲昵近狎为本。彭、明二人与兰州道恩麟、镇迪道和祥为了献媚上司，结纳僚属拜为弟兄，日事征逐。乐斌之门丁陈二为乐斌用神，言无不听，计无不从，笔帖式长祥本吸食白面，挟优宿娼之徒，有意与陈二结为金兰，陈为长祥游说，欲署知县。但所向笔帖式署知县，必资格较深，稍有劳绩方可。不久，礼县缺出，臬司明绪传禀乐督意，果署长祥为礼县令。
明绪缺德少才，五伦不备，人称“四伦先生”。最初，他与总督乐斌关系不甚融洽。而后明绪“馈问乐督，殆无虚日，虽一饮一馔，亦必先呈督署，以伸诚敬”，遂愈久愈密，竟至操纵黜陟之权。每一缺出，属员竟不问藩司，共求明绪而事无不妥。为敲诈下属，明绪于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收贿廿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因其属员皆知其与总督同气，“畏其谗间，故不敢不竭力致送”。
明绪丁母忧。按理，臬司缺，应由实缺道员补。和祥本系捐复未曾赴部引见人员，绝不能接委臬司，但他阴跪求乐斌，必欲署臬篆，于是乐督终于委任于他，并不与主管此事的藩司商定。和祥接委后，大作威福，“访查娼赌，旋即卖放，沿街遍贴不通告示，行道者阅之掩口，见属员皆疾言遽色。属员送钱，便是循良，馈问稍疏，即为庸劣”。
政吏如彼，那么军吏呢？张氏在闽省任内，目睹“闽省风俗，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每每被人蹂躏。若挂名营伍，门悬某营旗灯，凶徒使不敢滋扰。……是以稍微温饱者，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然欲入营，必先贿属，或十余元或数十元，视家之贫富，定数目之多寡。千、把、都、守不能独得，将、官、提、镇亦复分肥，收受陋规，变别名目”。
同治三年，张氏奉旨前往甘肃会同布政使恩麟防剿陕甘回民起义期间，亲历乱离失所、哀鸿遍野的败亡，而清兵滋扰，更是雪上加霜。甘肃提督陶茂林，居省城公馆，“以亲兵千人自卫，街市滋扰不堪。兵勇于省外掳来女人，在省出卖……民间俱要需索，否则纵兵奸抢”。其部属穆春严“夏间住陕省一月，抢劫案竟至四百余起之多，逼死妇女一百余人”。百姓怨怼：民之苦兵，甚于苦寇。
“政由贿成”，贿所从来，只有二个渠道：或吮吸百姓，或侵吞府库，这是不言自明的。朝廷所命外官，本以聚敛为能事，加之地方官吏中，那些花银子买来的所谓“捐班”又不在少数，这些人一旦得手，便以千百倍于“捐银”的贪求从百姓和府库中攫取。
老百姓交粮纳税，除了官府规定的正额之外，尚有专供各层官吏侵吞的“浮收”，这本是公然行之的惯例。但这些仍远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还要创新出许多奇巧名目盘剥民众。如福建省有“械斗费”、“暗赌费”等进项；甘肃省有日捐、月捐、黑捐、飞捐、亩捐等捐法；四川有“放炮”、“倒炮”、“太平炮”等名分：“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其聚敛的钱财比放炮还要多，这种放“炮”得来的款项，绝大部分进了做官的私囊。
还有一种花招，称为“发商生息”。“不肖州县捏禀该管道府，借口前任仓粮中有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减价出粜”。其实粮并未霉变。尤为甚者，遇有水旱偏灾，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出籽口，而“州县领银后，捏造诡名清册，送司备查”，即或“间有实发者，又多系书吏冒领，不能实惠及民”。
在江西，田产交易税契尽为书吏州县侵吞。“州县所收税契银两，并不解司，随收随用，如应得陋规一般”。
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搬运箱笼什物的扛夫有六七百名，一连十天才过完。其“差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五天就“用去一万余金”，全由汀漳龙道府库开销，而且撵不得，哄不走，大有不吸尽民脂不罢休之势。
敲骨吸髓的盘剥，竟使亿万百姓穴居毳服，藜藿不给，稍遇灾荒，便折骨为炊，易子而食。道、咸以降，义民风起云涌，举国无处少安。
张氏在陕西粮道任内的经历，足以明了为官者巧取国库之能事。陕西粮道之所以成为吏宦垂慕的肥缺，“不过斗斛盈余耳”。其东西二仓所贮之粮，弊伪无数。因为是军粮，为防军将挑剔作梗，每年三节两寿，每次以府库款馈送将军“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包。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百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不仅如此，由于“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迎客，“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必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陕西粮道每年总收入约六万两，仅官吏的吃喝饮宴便用去五万两，而连年蝗旱灾害却得不到及时赈恤。督粮道方用仪调任交卸时，为最后再捞一笔油水，竟为民间购麦壳四千石搀入东、西二仓中。
道光二十八年，张集馨署任四川藩司。山西巡抚王兆琛在四川藩任时与下属合谋，私取库存闲银万余两，此乃监守自盗，罪名重大。总督琦善饬司查办，遂得官吏互相染指实情，面对人物两证，王兆琛仍百般狡展，拖延不肯退赔，终无丝毫处分。
犍为县令朱在东不问政事，穷奢极侈。“民间词讼，一概高阁”，“每日至申酉之交始行下榻，彻夜不眠”，“署前贩卖熟食，及小经纪人，日落云集，通宵灯火不绝，邑人呼为鬼市”。在其任内，竟贪污“正杂款项九万余金”。经后任查出，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全不在乎，连总督琦善也“以案情牵涉大员”而畏葸莫措，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咸丰十年，张集馨署理福建布政使，发现闽省州县无不侵挪国帑入己，若按例参革，将至三、四十员，其网线错结，牢不可破，终于未能纠办，任其滋漫。可见泄沓欺蒙，上下一辙，纲纪断烂，早已病入膏肓，国家败亡，早已铸成定数。
以贿为政，贿赂公行，为吏做官全然成为金钱物欲下的交易，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制度的职能，滋生了一大批噬血鬼、寄生虫。晚清仕籍，不外科甲、捐班。那些京闱要员，封疆大吏，多系皇帝亲戚内幸，其中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