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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知耻就成了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成了“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所以本尼迪克特说：“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日本形成了独特的“耻感文化”。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竞尚复仇的风气，如四十七士的报仇行为；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二年兵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因为他们都是从低年级上来的，都受过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下一级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典型，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由于对人的要求是那么高，除非他成了圣人或神才能免除外来的嘲讽。因此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具有受虐－施虐倾向。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多一分恩惠就意味着多一份义务，也就增加了受到嘲讽的机会。所以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情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情义和恩惠，这成了日本社会中奇怪的悖论。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所以同日本人交朋友是很难的。以道德纯洁自居的他们同外界接触时，高傲的自信不久就会变为拘谨、怯懦和自卑。
道德的严格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耻辱文化使日本社会成了一个失乐园，琐碎和烦苛的规矩成了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所以日本人又发展出了其他生活方式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
日本人培养享乐，追求享乐，尊重享乐，而且其享乐已近乎残酷。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享受就是洗热水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将全身泡得如同红虾，这近乎残酷的享受使他们回味无穷。另外一种享受是睡眠，他们不管什么姿势或在什么状况下都能舒舒服服的入眠。他们也可以酗酒，在酒宴上他们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不必再顾及什么礼仪。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在性享乐方面的开放，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也划分开来，前者属于他们必须尽的义务，在这里他们要遵循各种清规戒律；另一个领域，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蓄养情妇。这都是公开的，不同的是不允许将情妇带回家，因为这会破坏这两个领域的界限。只有当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愿意的话才可将其接回家，但其情妇只能做佣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员，界限仍在。没钱蓄养情妇的男人就去找艺妓或妓女消遣，而且他们的妻子还为他们梳洗打扮，支持纵容他们，甚至妓院送来的账单妻子也是坦然支付。即使妻子有怨言也没办法，因为这种享乐乃是社会允许的。
不过，为了维持其道义社会的稳定，不致让享乐放纵动摇了社会秩序，日本人有又一条规定，就是当社会要求他履行义务时，他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当下的享乐去尽义务。享乐不能成为他们的人生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正是如此贬低享乐才使日本人既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它。
日本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正是如此才形成这个道义的社会，也正是因此才形成了日本人的耻辱，以及其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仅仅是达到圣神的限制条件，如果真要成为圣神，就必须进行艰苦的修炼。修炼分两种：一种是能力修炼，一种是“圆熟”修炼。能力修炼就是加强其驾驭生活的能力，其途径是通过意志来驾驭肉体，训练肉体，使之听从意志的命令而不是肉体自身的要求，为此甚至不顾肉体的自然规律。如日本人喜欢耐寒苦行，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常见的还有睡眠、绝食训练，在小学里冬季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要忍受严寒。这些残酷的训练可以增强其意志，提高忍受人生苦难的能力。
在现世成神成圣或达到圆满是日本人一切行为的源动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就陷在耻感当中，他肩负着不可逃避的情义责任。一个日本人有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类截然相反的性格。一个人对他的上级既可以服从，也可以反叛。他的修养低时，出于情义他要报答上级的恩惠，他就表现为顺从；当他自认为反抗上级就会达到完满或成全他的完满时，他就会违逆上级的命令，甚至反击上级，四十七士的报恩与反抗就是典型的写照。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无论其性格内容如何对立，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现代化既有利也有弊。他们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他们的放纵、反抗精神有利于打破固有规范，促进发展和创新，也有利于消除腐败堕落的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使集体和社会保持活力。但这种自由易于变成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从而成为集体的放纵和发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造反情绪的产物。何时日本人会摆脱服从和放纵的极端化行为，消除自卑与自负的恶性循环，他才会真正的踏入文明的门槛，那时刀就将是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刀，菊就会是灿烂而温和的菊。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缘缘堂随笔》在日本
？ 李兆忠
无独有偶，就在丰子恺将竹久梦二介绍到中国若干年之后，他的《缘缘堂随笔》也以类似的方式传播到了日本。
翻译介绍《缘缘堂随笔》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译者的话》中，他这样写道：“我觉得，著作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率真，对于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由这段话，人们不难联想起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和种种佳话，联想起古代的日本人对白居易、陶渊明、王维、梁楷、牧溪等中国的诗人、画家的崇拜和向往。作为一位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汉学家，吉川对丰子恺的推崇，显然是着眼于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丰子恺俨然就是陶渊明、王维的现代传人。这样的定位，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严峻的背景下，会让人感到尴尬，并且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然而，说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却是一点不假。
如果说，东瀛汉学家的价值天秤中难免带有“中国情结”的话，那么，以“唯美”著称、不遗余力追求传统“日本美”的谷崎润一郎对丰子恺的推崇，更能说明问题。当时，谷崎已是日本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作家如此器重，就显得很不一般。在专为《缘缘堂随笔》撰写的评论里，作者这样写道：“仅仅读了一本一百七十页的小册子，著作的可爱的气禀与才能，已可窥见……这本随笔可以说是艺术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不愧为日本大文豪的直觉和眼光，一下子抓住了丰子恺的要害，难怪丰子恺读到文章后，“感到一种异样的荣幸”，喜不自禁地发出“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然而细读全文，则可发现，谷崎对丰子恺不失精到的把握中，又隐藏着某种耐人寻味的“错位”。这再一次证明了国际文化交流取同舍异、为我所用的基本原理，也显示了东方文化共同体的张力与活力。
其实日本趣味也好，中国趣味也好，都是东方趣味，彼此有着内在的相通。这种相通往大里说，是“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生命哲学，往小里说，则是对“生活的艺术”或“艺术的生活”的重视和追求，用谷崎润一郎的话来说，就是将“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变成艺术的“趣味”。谷崎与丰子恺的共鸣，不妨说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丰子恺对日本漫画的喜爱，从根本上讲也是这个原因，在他看来，日本的漫画所以特别发达，在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其国民的气质对于此道似乎特别相近。那些身披古装，脚登草屐，而在风光明媚的小岛上的画屏纸窗之间讲究茶道、盆栽的日本人，对于生活趣味特别善于享受，对于人生现象特别善于洞察。这种国民性反映于艺术上，在文学而为俳句，在绘画而为漫画”。
读一读日本古代的随笔《枕草纸》（清少纳言）、《徒然草》（吉田兼好），再读一读现代日本作家的小说散文，比如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与我》，便可知道“趣味”这种东西是多么不可救药地操纵着日本人的神经，一脉相承地流传至今。
对“趣味”的讲究，原本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直接影响和熏陶着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可谓小菜一碟。可惜的是，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东渐与民族生存危机的日益严重，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根本的怀疑与挑战，被视为“落后”和“腐朽”，甚至与亡国亡种牵扯到一起。迷恋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理所当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子恺不能不显得“鹤立鸡群”，受到批判与责难，是很正常的。然而丰子恺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生活理想，他坦率地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甚至发出这样的千古奇论：“我觉得人类不该依疆土而分国，应该依趣味而分国。耶稣、孔子、释迦是同国人。李白、杜甫、莎士比亚、拜伦是同国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是同国人……而我与吉川、谷崎以及其他爱读我文章的人也可说都是同乡。”简直天真到了极点。难怪在性命交关的逃难的路上，丰子恺依然本性不改，一有机会，艺术家的性情就要发作，那番关于西洋画与中国画的异同和优劣的妙论，就是在逃难的船上有感而发，而艺术家的才能和名气，也帮了丰子恺的大忙，使他绝处逢生，遂有“艺术的逃难”这句绝妙的名言，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增添一段难得的佳话。比较同样描写逃难的作品，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其差别可谓泾渭分明。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到夏目漱石。在日本的作家中，夏目漱石是丰子恺最推崇的一个，也是给予他精神上影响最深的一个。丰子恺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夏目漱石，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并且引以为知音。在《塘栖》里，作者开篇就引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中的一段抨击火车这种“蔑视个性的东西”的文章，然后写到：“在二十世纪中，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文章最后这样结束：“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