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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决定将北方三所学校南迁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的创意，主要是由胡适、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发起和启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大体属于“事后跟从”。他在后来写成的《西潮》一书里忆述：“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处蒋氏的“勉强同意”，显然是基于如下的隐忧：“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富于办学经验的蒋梦麟无疑深悉此中的繁难和不易协调。但国难当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他回忆道：此时“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贻琦）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1〕。
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记述当时校内的领导体制：“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联合大学的体制之所以以清华为班底，显然是由于清华的师生总数、学科规模、经费份额等综合实力相对占先，客观上居于某种主导态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在形式上构成了集体领导局面，不过，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常住重庆，倾力于南渝中学和国民参政会事务，南开大学的校务则委诸黄钰生教授负责。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蒋梦麟负责对外，应是借重他的社会声望、人际网络以及卓越的办事和活动能力。长沙暴露在正面战场以后，联合大学面临再次西迁，迁往何处？蒋梦麟权衡利弊，果断决定西迁昆明。进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无法安顿，蒋提议将文、法两个学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从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随后而来的日军的猛烈空袭和滇越战线的紧张形势，又促使西南联大的决策者们一度预备再次西迁。为此，蒋梦麟深入四川境内，寻觅合适地点，确定在叙永建立分校，一度将一年级新生集中于此。应当说，在西南联大建立最初的两三年间，蒋梦麟在一系列“大关节处”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边战事趋于稳定，西南联大开始收缩集中在昆明一地，师生们历经数载惊扰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此前，蒋梦麟在距昆明城区数里外的乡间购得茅屋二十余间，举家移居到此，并为校内同人遇到空袭时疏散乡下留足了备用的房间，以至“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二
西南联大的前期筹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蒋梦麟在校内便进入“赋闲”状态，对日常校务少有过问。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对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3〕蒋、梅两位校长一闲一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蒋氏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听来，令人费解，然确乎意味深长。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地处陕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评论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谈得更明白：“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4〕因此，他审慎处理联大内部的相互关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有时不惜忍让以维持大局。从最终结果而言，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团结合作，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创获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然而，知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插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6〕上述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反映出当时西南联大校内的某种情绪和不协调倾向，亦足见处在蒋氏的地位刻意维持大局的苦心。
不过，蒋梦麟私下里也不免感到苦闷，甚至抱怨当初的合校体制束缚了北大的自由伸展。1943年初，他致函胡适剖白心迹：“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7〕看来，蒋氏在朋友中间乃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更反衬出在“公众”面前他的责任心和涵养。就是在这段“赋闲”的时日里，多年来一直因忙于公务而自感“学问荒废得可以”的蒋梦麟，竟难得地有余暇余力做起个人的学问来了。他闭门研究书法艺术，写成《书法之原理与技艺》书稿，并与沈尹默交流切磋，颇有心得。他自抗战爆发的次年即发愿用英文撰写自传性质的《西潮》一书，但因为英文表达的障碍，不得不暂时中断写作，补习英文。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坚持“早晨六时起读英文用苦功”，终于利用包括躲空袭警报时间在内的一切余暇，于1943年底完成了这部后来在英语和华语世界均受到“好评如潮”的书稿。可是，他与朋友谈及此事，却是既幽默又率真：“我这本书也不过是玩意儿，觉得有趣得很。所以黎明到深夜不断地好像人家喜打麻将的一样着迷。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重庆方面显然注意到这位北大校长投闲置散的状态，相继安排他担任一些社会“闲职”。其中较为显要者，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941年7月间，蒋梦麟上任伊始，即与一学生携带药品驱车视察各地红十字会工作，先后经滇、黔、湘、桂、川等数省，行程数千里之遥。沿途所见各地壮丁收容所实况，竟是惨不忍睹，令他“心悸神伤”，大为震撼。在贵阳一收容所遇到来自广东曲江的壮丁，出发时有七百人之众，而此时只剩下寥寥十七人，大部分人于步行途中病饿劳累而死，尸体或草草掩埋，或弃置山野途中，任野狗撕食，而“一班办军役的人”对征来的壮丁打骂苛待，毫无人性。试想这样的壮丁充军作战又有何战斗力可言？回到重庆，蒋梦麟直接向最高当局投交报告，内称“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据蒋梦麟回忆：“最高当局看来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8〕这一事件，震动了军界高层，也引发了当时兵役制度的若干变革，在大后方传扬一时。此外，这个时期，蒋梦麟还兼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分会会长，不时迎来送往地参与一些民间外交活动。此类事务虽不无意义，却与他北大校长的本职工作渐行渐远，以致当时担任美国情报协调局中国代表的费正清也误以为：“蒋先生早已不在北大工作。”
三
事实上，此时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们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也越来越疏离。据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当年的观察：“校长避免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无关系。蒋校长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极少数去看他。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像每年有两次会，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校长从远处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毅生（郑天挺，北大总务长）兄总做出难堪的样子，叫人唱戏或想别种办法闹一阵而散。这种情形过去特别显著，近一两年好些。所以有人说蒋校长当红十字会长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北大教师对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的处境和现况甚不满意，其评价也以负面的居多。哲学系的汤用彤指出：“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中文系的罗常培认为：“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生物系的年轻学者牛满江也认为：“抗战期间，为北大黑暗期，蒋（梦麟）先生于每周纪念会上说‘现在北大有如佛前微光，抗战过后必会发扬光大’。”自称熟知学校情形的“昆明通”、数学系教授许宝禄说得隐晦却更尖锐：“过去五六年太黑了，个把好人厕身其中，连轮廓都看不见……”而与北大渊源深厚、作用特殊的傅斯年私下里则说得十分直白：“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这些均发自1945年或稍后的议论〔10〕，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教师内部的不满正在积蓄，一场变革似也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蒋梦麟“再上层楼”，决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仍想兼领北大校长的意向明朗以后，不满和求变的火焰瞬时喷发了。且看当时实际管理北大校务的郑天挺教授的追述：“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1945年）上半年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到美国能采购洽商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书长，并于6月就职。此事蒋事前未与同仁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到６月末给我来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月底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必须有个代理校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11〕郑先生的回忆平实而淡然，而当年北大内部“倒蒋迎胡”的气氛实则颇为激愤。正如江泽涵所述：“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