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气氛实则颇为激愤。正如江泽涵所述：“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会回来，暂时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的不当。”法学院长周炳琳指斥道：“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哲学系教授贺麟也认为“梦麟官兴正浓”，许宝禄甚至说“梦麟先生无论多理想，有了中委的头衔（国民党七全大会蒋梦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就不免是自由之累了”。看来，当年的北大教授们在官与学之间，有着判若分明的选择。
其实，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有时兼为政府官员并非没有先例。即以蒋梦麟自身来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同时仍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蒋介石一再劝说北大校长胡适出任国府委员等职时也应允仍可兼做校长。就在蒋梦麟此次出任行政院公职之初，傅斯年的最初反应也是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商量请周炳琳“代理一时”。可是北大教授希望“易人”的诉求以及朱家骅的态度改变了局面，他们均属意于胡适。周炳琳就认为，蒋梦麟去做官，中央研究院又有代理院长，此乃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最好机会。然而，最高当局的蒋介石却有意让傅斯年接任北大。傅氏急忙呈上一函敬谢不敏，称：“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稀遇”〔12〕云云，大有非胡适不可之势。而蒋梦麟此时在朱家骅、傅斯年的劝说之下，并无“恋栈”之意，竟亦慨然“让贤”。1945年8月7日他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哲学系主任汤用彤、生物系主任张景钺等此前曾诚恳地劝留，然而抗战结束之际北大的“蒋、胡交替”已是势所必至，无可挽回了。
四
胡适的态度又如何呢？自三年前胡适卸去驻美大使职务，表示将仍回北大教书以来，人们对他即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蒋梦麟致胡适信中说：“兄回北大之电到昆，不特北大同人的一大鼓励，而联大同人亦颇觉兴奋，弟则气更为之壮。盖弟常与同人言，兄将来必回北大也。”〔13〕蒋氏显然想望与胡仍像三十年代前期那样联手复兴北大。但前引傅斯年致蒋介石函中有北大同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的说法，显示人们对胡适的期待已非比从前。在“蒋辞胡继”的局面刚刚露出端倪时，与北大关系深厚、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即告知胡适：“此间北大朋友以为复兴北大，非兄莫属。”丁声树甚至认为，胡适的学风与襟度“只有蔡（元培）先生可以比拟，而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我敢说是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在北大颇有影响力的周炳琳态度更为明确：如今处在最重要时期，“只有适之先生能来改善北大，并影响全国大学，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时候一样，别人不能当此任”。基于这样的认知，当胡适继任北大校长的消息传来，时人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句是“众望所归，群情欢悦”。可见胡适当年在知识界的地位之高，在蔡元培故去后已不作第二人想。胡适虽远在美国，但透过多条渠道清楚地了解国内动态。对于众人要他“出山”的劝请，最初推辞，政府的任命正式发表后一个月，他致电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三人，内称：“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梦麟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梦麟兄之领导。……梦麟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这个“词意诚恳”的电报，意在化解朋友们间的误解和紧张，同时也以半推半就的姿态回应了众人“非尔莫属”的盛意，可谓高明之至。
胡适成名于“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声威似无人能出其右。可是五四运动当中，蒋梦麟“意外”涉足北大，此后即高居主导位置几十年不堕，胡适竟也心悦诚服。这样的事情之成为可能，除了蒋氏自身实力不凡以外，还与蔡元培的倾力倚重有关。“留法派”的李石曾等人视蒋为蔡特别提携之人，自不无道理。蒋乃蔡的同乡和早年学生，蒋留学归来主撰《新教育》杂志，颇得蔡的赏识和推重，同时蒋与孙中山多有来往，也得到中山先生的特别器重。蔡当年出长北大，在国民党内又甚得孙中山的首肯和支持。这些因素汇集起来，构成了蔡、蒋之间的特殊关系。三十年代，蒋梦麟重返北大，提出“校长治校”，力矫校内教师校外多处兼课等痼疾，甚至不惜解聘“某籍某系”资深教员以刷新校政，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既有南京政府最高当局，也有教育界元老蔡元培先生。可是，蒋梦麟作为干练的管理高手，虽能应付复杂局面，然在学术界毕竟无相应地位。所以罗常培认为，抗战之初“胡（适）先生出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此后，蒋梦麟在昆明办学的“意兴阑珊”，不惜“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成全了西南联大的善始善终，却不可避免地难以见容于北大，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悖论现象产生了。随着蔡元培等元老的辞世，时移势易，蒋的昔日灵光不再，他的北大同人们纷纷吁求战后北大“更需要对于教育有眼光有见解的人来领导”，借了“校长不可兼官职”的契机，梦麟先生是到了该“体面退场”的时候了。故此有人说：“蒋校长这次离开北大，也许反能使他在北大的地位增高。这确是北大之福。”
五
北大的这场“易长风波”虽然波澜不惊，但现场的核心人物如傅斯年、周炳琳等却也经历了一番“心理博弈”。按傅氏的说法：“枚孙（周炳琳）做得太过火，连累及我，我做得太直爽，累及骝先（朱家骅）。梦麟先生最初态度甚好，近反若有所芥蒂”，“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只有先生（胡适）回来，才可替我们解释清楚”。勇猛如傅斯年，似也在经受着愧对朋友交谊的内心拷问。有一个细节似不应忽视，即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与一些北大教授相处不睦对此次“风波”的作用。陶乃原北大教员高仁山之妻，高遇难后转嫁于蒋，这个经历有些特殊，在大学的“校园政治”中，校长夫人的作用有时显得非常微妙。前述钱穆在蒙自分校欢迎蒋校长会上作深明大义的发言后，次日即受邀出席校长夫人陶曾谷主持的餐谈会；1939年12月，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亦即胡适生日之际，蒋梦麟、梅贻琦及联大主要教授致函胡适庆贺，内中赫然列有陶曾谷夫人的签名。胡适的妻（族）弟江泽涵及傅斯年在致胡适的长函中均提及“蒋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蒋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似乎显示这也是促发蒋氏去职的一个侧面因素。不过，周炳琳曾正色申明：“当时同人有主张梦麟先生应即辞去北大职务者，此纯为公，某种谰言不值一辩。”
不过，北大的这次重要人事更迭，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收获，那就是对学校多年来办学不足方面的思考，而这对复校时期的北大至为重要。大概是在西南联大与清华等校近距离相处的缘故，客观上的距离促使北大反省自身管理不严、学生外语程度不高等项缺欠。北大向有兼容并包的自由空气，然亦不免学风疏阔、管理松弛的流弊，以致影响学生质量。蒋梦麟任职后期筹谋复校计划时便提出：学生无论学习何科，必通一门外国语；个性与群性应予平衡之训练；学科程度应严格要求，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显然在与清华的对比中，他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傅斯年的议论更为直率：我们不能老是坐而论道，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罗常培也注意到同一问题，他向胡适建议道：近二十年来北大考不上官费留学，实由我们与清华的教法不同，我们固然应该保持偏重文学的传统，可是在一二年级非采取严格的美国式训练不可，例如清华的陈福田根本谈不上学问，可是他是好的外国语教员。历来以老大自居的最高学府，能够如此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谋求改进，盖可视为战时合校机制所获得的意外收益。这些不错的想法，看来要由新校长胡适细细加以实施了。可惜，胡适纵然汇集了那么多的期望于一身，却不曾遇到蒋梦麟当年的办学环境，空有一腔办学热望，竟也无从施展……
蒋梦麟离开了北大，从此也就脱离了他委身几十年的教育界。后来他写过许多回忆性文字，却只字未提此次“易长”的经过。即使在《西潮》一书的续篇《新潮》中，详尽记述状告兵役黑幕一节，却回避了稍后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不过他在该书的“引言”写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称该书的书名是受了五四时期北大那本著名杂志的启示，显现出晚年蒋梦麟对这所大学的特有情愫。1950年12月，傅斯年猝然去世，蒋梦麟于几日后写成《忆孟真》一文，追述数日前傅氏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说的情形道：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4〕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注释：
〔1〕〔8〕〔1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9～211、297、332页。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6页。
〔3〕见钱端升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4页。
〔4〕见蒋梦麟致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5〕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7〕〔13〕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0、552页。
〔9〕江泽涵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0〕汤用彤、罗常培、牛满江、许宝禄、傅斯年等分别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06、57、44、51页。以下征引北大诸位言论，除另行注出外，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945年部分，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11〕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12〕傅斯年致蒋介石，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
？ 黄文华
1935年9月，任鸿隽长川大以来，真真正正使国立四川大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走上了发展的正轨。任鸿隽为川大革新和发展全力奋斗，利用各种关系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如生物学家周太玄出任理学院院长，哲学家张颐长文学院，再有魏时珍、何鲁之、刘大杰诸家分别主持数学、历史、中文等系）；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在财政上争取各种款项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发展学术社团，学校面目为之一新，学术空气亦随之活跃，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气。
任鸿隽的任期虽然不长（1935年9月到任，1937年6月辞职），但却着实推动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进程。川大在长校者和教授们的努力坚持下享受着治学的独立与自由，就算是在代理校长张颐主校期间，由于抗战的特殊历史环境实施过国难教育，也有党义课程的安排，却无碍教授们自由发挥。
然而这一切却在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而被打破了。
程天放，其人是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的手下要员，曾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后陈氏兄弟安排其出任驻德大使。回国后，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为接掌川大做准备，其在各种任职期间充分体现了党棍的嘴脸，臭名昭著。因此，当他接掌川大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四川大学校内部分教授、学生以及地方绅耆的反对，联名通电或公开宣言抗议，掀起了一场“拒程运动”
。
程天放任校长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当时川大的文学院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院长魏嗣銮、农学院院长董时进便一起讨论，决定掀起一个反程运动，并以川大四大院长（法学院院长曾天宇虽态度不甚积极，但也签了名）名义联名致电当时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委婉表示了对当局仓促决定的不满。15日在四院长的召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