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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着头把三页资料放在桌上：“光给我看这些数字，我完全不能理解。”
“是你提出要看分析结果的。”
“前些日子确实说过，那时还只有一点点怀疑，但现在不同了，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自己目前的状态属于正常。”
“你想太多了，要是能相信我们的分析，精神上也会放松些。”
我靠在沙发里，胳膊支在扶手上托着腮。他是真的觉得我正常，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在撒谎？我无括判断。
“对了，”博士说，“今天国光国教授来不为别的，其实是对你作点采访。”
“采访？”我拘谨地坐在博士旁边，看看那个猿猴似的男人。
矮个子男人说：“很简单，只是个小小的精神分析。我一直对你很感兴趣，很想问问你。”
“若是心理测试之类的，若生助手已经做得够多了。”
“和心理测试稍有不同，但也不吓人。”
“总不至于吓人吧。”我交换了一下二郎腿，搓搓胡子拉碴的下巴。这两个学者看样子都很想做这个实验，于是我问光国教授：“您大概也听博士说了，我觉得自己的内部发生了异常。有可能弄清真相吗？”
“我不能断言，相信会有用。”光国教授摇了好几下光光的脑袋，“不过，不知道会出来怎样的结果——究竟是确有异常还是仅是你自己的感觉。”
一旁的堂元博士说：“在我看来，要是能探明你妄想的原因就好了。”
“妄想？”我能感觉到自己眼里满是怀疑。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的这种态度，为什么总想息事宁人？难道是怕有损手术成功的声誉，不管怎样，这个猿猴般的家伙的提案听起来还不错。“明白了。我做。”
教授眨了眨眼，朝堂元博士点点头。博士扬扬头站了起来：“我离开更合适？”
教授说：“拜托了。”
被称为“采访”的测试在别的房间进行，说是最好视线里没有任何东西——我还以为要戴上眼罩，却又不然。房间里放着一把长椅，我照指示躺下，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正对着我的脸。不一会儿灯也关上了，但并没有漆黑一片，教授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式电筒般的东西，摁下开关。那东西后面连着一根电线，像是连着包里的仪器，说明这不是普通的电筒。他坐在我的头部一侧，我看不见他。
“好了，现在开始。放松你的身体。”他说话的同时，亮光开始闪烁，房间里忽明忽暗。这真是奇妙的变化，光是看着就觉得心要被吸走了似的。
“静下心来，困了可以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他的声音在继续：“先从你的老家开始问吧，你出生在哪儿？”
我在回忆中说起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家周围的样子，连隔壁的盆栽店都说了。之前似乎已经遗忘的东西，都不可思议地变成鲜明的画面复苏过来，但那些画面就像电影场景一样，并不觉得是自己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提问进入下一个阶段：请回想你以前住过的房间，里面有你，你穿着什么，在干什么，等等。
“我一个人。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只是盯着窗外。”
“这种情景下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
“你担心的东西。放松一点，什么都可以说，你把脑子里浮现的东西不假思索地说出来。”
慢慢地，世界远去了。耳边依稀传来教授的声音，他在奇妙地呼唤着什么。
声音一度小得听不见了，又慢慢变大。那声音在叫我的名字，阿纯，阿纯……是谁在叫我呢？
那声音终于变清晰了。叫我的是同班一个姓蒲生的男孩，他的个头在整个五年级里最大，做什么事都要领头。蒲生在叫我。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他问我喜欢哪只球队，我说是巨人队，他喝道，有你这种呆瓜支持，巨人会倒霉，支持别的球队去。我说，喜欢就是喜欢，没办法呀。他打我的脸，说，你还敢还嘴，又说，好，我给你定了，从今天开始你支持大洋队去。当时大洋排名最后。他说，别的队要是掉到最后了，你就去当那个队的球迷。要是那个队输了，第二天我得被迫在大家面前跳舞；要是巨人队输给排名最后的球队，为了泄愤，他就打我、踢我。
我不能在家说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的事，一说就会被父亲训斥。父亲在气头上经常会口不择言：真不觉得你这样的胆小鬼是我儿子。听他这么说我很难过。
父亲总坐在桌前默默工作，他是个不知喘息的人。我总是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那个背影变得又黑又太，突然向我转过身来，变成了高二时同班的一个男生。他是校篮球队主力，经常逃课去咖啡店抽烟。那家伙对我说，喂，成濑，跟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吃惊地问，我们俩吗？他说，别冒傻气，叫上高泽征子。
想起高浑征子，我心头一热。我俩从初中起就是同学，她是我唯一的女生朋友，也是我爱慕的对象。她对我也很好，谈起书和画，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回过神来，我们三个正站在电影院前，我们约好在那儿会合。进电影院前，篮球队主力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离我俩远点儿坐，看完电影后你就说自已有事先回去，听明白了没有？我想顶他几句，却说不出口。
我照他说的，坐得离他俩远远的看电影。屏幕上出现厂长打电话的镜头，他正给高功率电源厂家打电话。这回订货要从几家供货商的投标中选定，而厂长把其他竞标者的标底透露给了与他关系密切的某一家——所谓关系密切，就是他拿了人家的好处。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等厂长挂上电话，他递过一份报告，上面指出最近产品问题的原因在于某厂家的电源——正是和厂长关系密切的那家。厂长恼羞成怒，面红耳赤地拿红笔划去不满意的部分。几乎报告的所有内容都不合他意，纸张变成了红色，我抱着一堆成了废物的纸。
那纸又变成了报纸，上面一篇报道写着女高中生自杀未遂事件，高二女生A割腕，A就是高泽征子，自杀原因不明，但谣言不知从哪里传开，说是从电影院回来的路上，她被那个蓝球队主力强暴了。征子不会跟别人说起，多半是那男的向同伴炫耀了出去。她出院后再没来上学，转到了别的学校。自从在电影院撇下不安的她离去之后，我再没见过她。
我把报纸扔进焚烧炉。火苗飞舞。我看见一个铁笼子，里面关着老鼠。老鼠变成了篮球队主力。我掐他的脖子，掐蒲生的脖子，掐厂长的脖子，把他们扔进火堆。我想把所有人烧成灰烬。
有声音传来。有人在叫我：成濑，成濑
我猛地睁开眼，灯光太刺眼又闭上了，听见有人说：“这样不行，把灯光调暗一点，”再睁开眼，光国教援的小脸就在眼前，他身后还有堂元博士，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感觉如何？”教授问。
我用指先摁摁眼角：“有点发木，没事。”
“睡着了？”
“嗯，像是睡了了一会儿，然后……好像是个梦。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用勉强，今天就先到这儿。”教授放在桌上的双手十指交叉，旁边放着奇怪的笔式电筒和胶带。
胶带？记得刚才这儿没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内心潜藏着什么，您弄清楚了吗？”
“还不能说弄清楚了，实验才刚开始。抱歉，现在过多解释恐怕会令你产生不良想象。”
“您的意思是再继续做实验？”
“那样最好，我也征得了堂元老师的允许，只要你同意就行。’
“如果非做不可，我也没办法。但我很累了，头也疼。”
堂元博士在他身后说：“你还是体息一下，先回去吧。”
出了大学，我恍恍惚惚地往家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梦见了些什么？那个心理学家究竟做了什么？他真能帮我解开奇怪症状的谜团吗？
电车里很空。我坐下来，双手放在膝上。这时我发现双手不对劲，手腕红了一块，像是使劲摩擦过，摸了摸，有点黏。
怎么回事？
我观察了一会儿，倒吸一口凉气，急忙卷起裤脚，果然，脚踝上也有黏糊糊的东西。
是胶带。一定是用胶带绑住了我的手脚。为什么要那么做？看来当时我处在非绑住不可的状态。
我查看周身是否还有别的证据。左胳膊肘内侧有个小小的划痕——去大学之前根本没有。
什么一切正常？——我阴郁地自语。
【堂元笔记 6】
七月七日，星期六。
光国教授阐述了他的见解：一种共鸣效果。这和我的观点一致。
成濑纯一从自由联想进入睡眠状志，顺着我们的引导，讲述了他的些记忆，它们都以憎恶自已的胆小、软弱、卑劣这种形式被封存，尤其不能否定的是高中时代的记忆在他心里投下了阴影，这从他催眠状态下的突然爆发就可以推测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若生的帮助下把住了他，发作大约持续了十分钟。
在此之前，他的这些记忆被自身的修养和善良完全遮盖，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表面化。可现在这些潜意识在成形，为什么？
我们必须考虑有什么东西在诱发，根源只能是移植脑片。PET的印象测试结果表明，移植脑片的活动已经大大超出想象。
令人难以置信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捐赠者的精神类型正在支配成濑纯一。这种类型点燃了他的潜意识，进一步扩大影响，产生了“共呜效果”。
必须继续讨论对策。委员会中主张再做手术的声音居多，但一提到具体方案他们就沉默了。此外，脑移植手术的这种弊端要是表面化了会非常棘手，这也是事实。
某个委员摇着头说：“我怎么也不信捐赠者的意识会传播。”也许该让他看看今天进行的乐感测试结果。如同我和电脑的预料，成濑纯一的乐感水平和三个月前相比有了判若两人的提高，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捐赠者的影响，
小橘报告说，他开始怀疑捐赠者。
要高度重视，并向委员会报告。
21
我在厂里越来越孤立，原因之一是前不久提交的业务改良报告被公开了。报告的内容是，若提高效率，能把人员缩减到三分之一，反过来说，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磨洋工。软弱的人总是怕被说穿事实，而且讨厌说真话的人。
我的朋友本来就没几个，其中的葛西三郎最近也不理我了，大概觉得这样对他的社会生活更安全，他也是个软弱的人。
我想这种状态大概不会持续多久，事实证明这预感很准确。可我没料到结果会这样。
“我和厂长商量后决定了。反正你也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手头没多少放不下的活儿。”班长并不看我，而是看着桌上的文件跟我说话。
以前他称我“你小子”，最近变成“你”了。他跟我说的是调动的事。下午上班铃一响，我就被叫到他那儿。据无能的班长说，第三制造厂提出想调一个人去他们的生产线，工作内容是站在传送带旁组装机器。三厂人手不够也难怪，那儿出了名的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他们一提调人，混账班长就选中了我。
我无语。留下一堆不好好干活白拿工资的闲人，却要赶走一星期提交两份报告的人，真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我真要抓狂了。“惹事的要赶走，对吧？”
班长装出满脸怒容：“说什么呢？没那回事。”
“可我现在手头的工作量比谁都多。明白道理的上司绝对不会选中我。”
“你是说我不明事理？”
“我是说这车间多余的人扫扫一大把，都是些人渣。”
“你就是因为说这么偏激的话才被大家孤立的。”
听到这儿我瘪瘪嘴。孤立？刚才还说不是这样，马上就说漏了嘴。像是意识到了自相矛盾，他干咳一下，打圆场似的说：“我想尽量在维持团队团结的前提下去对付人事变动，这是事实。不别往坏处想。”
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像赶苍蝇似的摆摆手：“就这事儿，你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又转过头来。“什么事？”那一脸穷酸相的家伙看着我。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在拉紧，对这个废物说：“垃圾！”
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开门出去。
回到车间，几个工人偷偷往我这边看，我看过去，他们马上躲开目光。大家像是知道了调动的事。谢天谢地，这天一直没人靠近我。看见他们嘴脸的一刹那，我觉得心中的憎恶就要爆发了，这很可怕。
下了班我没有直接回家，在夜晚的街头茫然地走着。空虚和愤怒交替袭来。
我在想，如果是在遭遇事故之前会怎样？要是从前的成濑纯一，就不会被选为调动的对象了，因为不惹眼，是班长最好使唤的部下。可像以前那样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能说更幸福吗？我甚至弄不清楚从前的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能忘记的是，目前我还弄不清，现在的人格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
我信步朝酒馆走去。
我知道酒精不好，想起那次喝醉了撒野的情景就明白它对脑功能影响很大。可有些夜晚非喝不可，比如今晚。
我摇摇晃晃地进去。酒馆很小，小得推门而入就要碰到吧台前的椅子，不过里头还有点空间，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我在吧台的正中间坐下，要了杯加冰的‘野土鸡”尾士忌，客人除了我还有一对男女，像是熟客，和调酒师亲昵地说着话。
仔细想想，对从前的自己来说，一个人进这样的店是不可想象的。不光如此，从前我一个人去喝过酒吗？
班长想把我赶走的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大概是因为不好对付，碍眼无疑也是一个原因。曾经老实的部下某天突然变了个人，任谁都会困惑。
环境变化？真是笑话！
堂元博士一定在隐瞒着什么。那天的精神分析——他们称它为“自由联想”——中，我一定是有了什么异常行为。他们其实不提，是害怕我意识到什么。是捐赠者，还是手术本身的失败？不管是什么，必须面对的是，我屡次提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