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16部分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中，没人能和米尔斯同日而语。

　　　　这不是什么奇特现象，而是历史形势所趋。激进的社会学家也许梦想着革命，但是，他们却依赖其职业为生。专业化也意味着私人化，表明退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领域。米尔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教授；今天，激进的社会学家首先是教授，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1964年为了纪念米尔斯而出版的《新社会学》，是献给“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的。但是，在它发表二十多年以后，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年轻的美国作者们并没有超越社会学去从事公共写作。在这方面，他们体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新左派知识分子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三　

　　　　米尔斯曾经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这是一所拥有悠久的独立激进主义传统的学校。麦迪逊分校的一份印有米尔斯和他的指导教师汉斯·格斯画像的杂志《左派研究》，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命运。到50年代末，如果幻灭和麦卡锡主义已经损害了老一代共产主义左派，那么这也为并非老效忠者的左派开辟了新的生命空间。在1959年，那些创办早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期刊《研究》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研究》的创刊社论说道，“当研究生期待着学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学术生命中的一种强烈的个人风险。”他们提倡复兴激进的学术。“我们相信对激进派学者的工作给予学术上的承认和接受……将会……复兴美国的知识生活。”

　　　　然而，《研究》从学术上的自满和专门化中逃离出来，1963年它从麦迪逊这个校园城搬到了纽约，呼吸新的空气，如果不是参与城市政治骚动的话。这种转移并不能解决该刊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承诺的持之以恒的论争。几年以后，不满于刊物自闭式理论研究的三个编辑——诺曼·弗鲁西尔、汤姆·海登及斯托顿·林德——放弃了编辑工作去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大多数编辑以及《研究》的同仁都成了教授，那么这三位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像索尔·兰道（1936…），华盛顿特区的政策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及电影制片人，还有李·巴克森德尔（1935—），一个报刊发行人，海滩裸体运动积极分子，还有詹姆斯·温斯坦（1926—），社会主义报刊《在当今时代》的发行人，他们都是在大学外谋生的。问题是这些大学教授——马丁·斯柯拉（1935一）、罗纳德·拉多什（1937—）、沃伦·沙斯曼（1927—1985）、迈克尔·赖伯维茨（1937—）、詹姆斯·吉尔伯特（1935—）、琼·沃里奇·斯科特（1941—）以及其他人——并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非学院人士也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两位编辑斯托顿·林德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走过的路十分显著地表明了选择的有限性。

　　　　他们的职业几乎成了镜像。林德是一个成了劳工积极分子的教授；阿罗诺维茨是一个成了教授的劳工积极分子。斯托顿·林德（1929—）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罗伯特·S和海伦·M·林德）是经典社会学著作《米德尔顿》的作者。罗伯特·S·林德，一个基督教徒及一个成了持异议的社会学家的改革部长，他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给斯托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托顿自己的写作也倾注着道德精神。”斯托顿·林德沿着一条高层次的学术道路前行，从就读于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到任教于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然而，60年代紧张的政治活动——民权、反战以及抵制征兵——把他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中断了他与大学的联系。

　　　　1965年，在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林德回答了一个政治学教授，罗伯特·A·斯柯拉皮罗的提问，这位教授把这件事诅咒为对学术的“曲解”。林德向斯柯拉皮罗呼吁的规范学术的纯洁性发起了挑战。

　　　　我应聘于耶鲁大学，猪湾事件的设计师里查德·比斯尔就是这所学校造就的人才，《越南第六点计划》的作者W·W·罗斯托……以及迈克乔治·邦迪（越南战争时期的总统助理和精力旺盛的捍卫者）也都是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如果斯柯拉皮罗教授是研究越南暴动分子的专家，那么，我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反暴动分子的专家。我想我知道有关常春藤联盟对这些没有被选中的专家们进行的培育：培养势利小人，培养褊狭的种族优越感，培训对人类犬儒式的和操纵控制的态度。”　

　　　　耶鲁并不赞成这些观点，当它把林德踢出校门之后，林德对这所大学的不满迫使他去尝试另一种职业。他找不到什么方式把人类的价值和行为注入他的历史学领域，“我决不会……为了证明我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即使我是个激进派），而在余生中求得资深保守史学家的青睐。”结束了史学教授生涯以后，林德成了一名学法律的学生。1976年，他搬到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开业当律师，为反对工厂停工的钢铁工人作法律代理。

　　　　他的写作反映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