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17部分

　　　　他的写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论，《纽约荷兰人社区的反邦联主义》（1962）。后来，他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起源》＇1968＇），对越南战争的征兵抵抗（和迈克尔·费伯合著的《抵抗》＇1971＇），以及工人阶级或组织者的经验（与艾丽斯·林德合著的《民众：劳工组织者的个人史》＇1973＇）。晚近他就劳动法和钢铁工人抵抗工厂停工问题又出了一本书。他的《民众劳动法》（1978）是一本小册子，是为工会会员和组织者写的，概论了联邦劳动立法问题。

　　　　《向停工开战》（1982）一书对俄亥俄州的工厂停工作了说明，在那里林德为几个工会和社区组织作法律顾问。“在我成为一个律师以前，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解释道，“在我们的斗争停止以后，自然要想到尽我所能告诉人们我们所做的事。”他又补充道“我已经特意将普通的钢铁工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我想他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种反精英的、民粹的、道德的立场始终贯穿于林德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中。

　　　　林德作为一个劳工律师或编年史家所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并且，偶尔在报纸和杂志上，他还就更普遍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自己的职业无意中证明了似乎没有人能抵制的专业化。他拒斥了大学的褊狭、精英主义和思想贫乏；但他却没有成为（或许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知识分子。今天，他是作为一个担当社会责任的劳工律师而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罗诺维茨（1933…）开始就做了工会组织者，对这份工作的种种限制的不满驱使他进了大学。几年前，两种小型学术期刊，《新德国批评》和《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包括阿罗诺维茨本人在麦迪逊开了一个会议。曾经与《研究》有联系的一个历史学教授保罗·布赖内斯（1941一）思考了阿罗诺维茨到麦迪逊去做教授和编辑的讽刺意味。他回想起《研究》离开了威斯康星的那早几年：

　　　　从威斯康星搬到纽约市，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住在这里更便于和超越校园限制的左派分子活动的联系。那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是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的组织者，他的加入推进了这一目标。通过他，《研究》……不仅到了工人阶级手里，还把工人阶级带进了刊物。如今世事迁移，《社会文本》的三个编辑之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成了一个有职位的教授。他正在寻找最初《左派研究》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　

　　　　阿罗诺维茨本人就近乎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这说明老一代独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去，教授们成长起来了。他的职业类似于麦克尔·哈林顿的职业，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村的住处——白马的最后一次纷争中，阿罗诺维茨见到过麦克尔·哈林顿。阿罗诺维茨常常回想当年倾听那些蔑视50年代远离郊区的行为，坚持留在城里的“政治知识分子难民”的演讲。

　　　　在麦卡锡时代，劳工运动的战斗性明显地减退，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一切都不能使这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气馁，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白马大量地喝啤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及那些老将一起挤在那间屋子里，这些老将都是（30年代的）陨落的文学激进主义分子。　

　　　　在他的第一本书《虚假的承诺》（1973）中，他也体现为一种过渡性的人物。这本书是由自传和对劳工阶级生活的思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表明了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阿罗诺维茨在1950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他承担了一系列引导工厂工会活动的工作。他在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任职，在那里他呆了很多年，直到1967年退休。后来他又参加了反贫困运动和另一些学派，最终在斯塔顿岛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教职。

　　　　今天，他是纽约城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他更近期的著作——其中的术语和问题——反映了他的新境况。例如，一篇杂乱地讨论福柯、德里达及拉康的论文（收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是这样开头的：“话语的通约性问题是描述有关人类的知识结构的二律背反的一种方法：我们能说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吗？或者说我们知识的对象是由根本不连贯的结构／话语构成的吗？”这是《虚伪的承诺》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之一。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凭着过去的联盟，阿罗诺维茨始终不仅对新的学术听众作贡献，甚至也不仅是对一种单一的学科做贡献，他还时常在《乡村之声》面对公众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讲话。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劳工阶级英雄》标志着他又回到（也是一种修正）他的《伪诺》“的一些论题上。这里可能有几条线索可以大概地了解知识分子生活。假如阿罗诺维茨的作品光彩夺目，这或许纯粹是因为他的才能，也可能是因为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站在城市非学界知识分子的传统末端。而且，在那里，从劳工和反贫困组织者到专职教授的发展扣去了最足智多谋的一部分人。《左派研究》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展现了全部的选择；他们也揭示了刊物的局限，这就是在一个学院时代的文化活动的本质。　

四　

　　　　以前在美国历史上决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寻求并找到了大学里的职位。这个世纪初期的激进分子几乎从没有当过大学教师。马克斯·伊斯门完成了他所有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但却不去拿学位。他为什么要这样？斯科特·尼尔林作为极少数社会学教授之一，已经被开除了。印一本论文要30美元。伊斯门无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大学教授。相反，他成了一个自由演讲者和作家，他是在“刊登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破产的刊物”的几个编辑的召唤下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你是《大众》选中的编辑，”聘书的正本就是这样写的，“无偿劳动。”

　　　　然而，当高等院校渐渐扩充的时候，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找到工作。当然，大学的规模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气候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几百名教授，或许更多，都和共产党有联系；然而，很少有人冒险再向前一步，成为一个公共激进分子。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前途。不仅是大萧条限制了新观点，麦卡锡主义也有力地提出大学教授禁止加入左派。当然，麦卡锡主义指的是由上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组合起来的反共产主义。然而，作为表示存心折磨与迫害的不确切的术语，它至少要追溯到1940年，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议员赫伯特·拉普和弗雷得里克·R·库代尔领导）开始在大学教员中调查颠覆分子。

　　　　众所周知，要计算出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很清楚：麦卡锡主义打着不同的幌子成功地肃清或平定了学界激进分子。仅在纽约市就有58名教师被解雇，也许在全国有100名。在麦卡锡主义末期，一项研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失踪了。其大多数主要实践者都被逐出学界，并且，左翼学派的传统……也被打破了。”

　　　　那些被逐出校园或是被煽动的人仅仅说出了整个经过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教师要么是自我审查，要么是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人很少能谋到新的教职。华盛顿大学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报告书中提到，“三个被免职的教员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能重新在更高的学府找到工作。”徒劳的尝试之后，一个被指控的教授以在公众中度其余生而感到宽慰。这个可悲的事例在艾伦·W·施雷克的《没有象牙塔》中作了详细说明。她在书的结尾写道：“大学院校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出了贡献。”

　　　　因为命运使一些教授被免职和失业，这一幽灵能使、也确实使这个教员队伍安静下来。他们的勇气至多有、或许还没有自由的个人群体那么多。早期差点被解雇的H。L。门肯说道，“考查一下经济学教授的情况，他们没有被赶出去。谁能说濒临崩溃的教训对他们不起作用呢？当然，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免职和将其湮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更宽泛的文化来说，这种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已经被湮没的激进分子（或保守分子）是不存在的。

　　　　然而，“湮没”可能被更精确地反应出来。在学术自由史上，常常模糊不清的是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反比关系。不是课堂教学而是公共声明或政治活动激发了对教授们的敌意。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退缩了，并回到他们的专业上。专业化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也带来了大大挫败学术自由的私有化。

　　　　这里有一个似乎是学术自由的著名事例。198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T·艾利被指控为“鼓励”并为罢工和联合抵制“辩护”，特别是一个地方工厂的罢工和联合抵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评议员面前接受的审判是以对学术自由的大声辩护结束的。在一项其中部分继续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园表示景仰的声明中，评议员们宣称“不管是什么限制约束了在其他地方的调查，我们相信出类拔萃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都应该永远鼓励持续的、无畏的汰沙拣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然而，这些雄辩之词掩盖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或许更预示着未来；因为艾利，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受审判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的，“将来集中精力搞‘科学’调查比从事‘大众化’的写作要好得多。”几年后，当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时，他对这套书的书名——《市民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它似乎太大众化了，太不科学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爱德华·W·比米斯在芝加哥大学卷入了一场风波，他的命运强化了艾利从自己的事例——离开公共争议中得到的教训。

　　　　比米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铁路归公众所有。在伟大的、震撼了芝加哥的普尔门铁路大罢工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比米斯和罢工工人站到了一边。用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并不赞成比米斯的立场：“对我来说，冒险进入任何一个芝加哥的俱乐部都是不安全的。”他向比米斯指出“在针对一些引起人们公愤的问题对公众说话时要十分地谨慎”。在学年末，比米斯被驱逐出校，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有种种不同？部分原因似乎是比米斯固执地致力于公共话语。事实上，比米斯已经写信给艾利，祝贺他的平反昭雪。然而，他又补充了一点遗憾。“你对接待解雇的工人代表或劝告罢工工人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否定，好像他们都是错的，我仅对此为你感到遗憾。”比米斯继续哀叹说艾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几年后，他给艾利写信说道，“几年前，你在最通俗的刊物上写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希望你偶尔回到这样的写作实践中去。”

　　　　他们的学术前途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与公众的关系。正如沃尔特·P·梅茨格所写的那样，艾利“在其余生中在学界保持了充分的体面”。然而，比米斯却成了“一个学界的以实玛利（被社会唾弃的人），并有党派观点强及对政府不满的名声，这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洗清的污名。在堪萨斯州，除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和一些不合适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再也没能在学界任职”。

　　　　当然，有关艾利和比米斯的这几个段落并没有穷尽学术自由的历史及其教训。另一个事例，社会研究新校的成立，也启示了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关系。新校的创始人不仅强烈地维护学术自由，而且还抗议大学生活和思想观点的褊狭性。新校常常和来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流亡学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一战后美国的流亡学者建立的，这些流亡学者都是逃避现成大学的教授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成立了一个肃清颠覆性的和不忠诚的教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几个人：卜麦肯·卡特尔，几年来一直为师生掌管大学而申辩（“带来更广泛民主的学者的民主”43），还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亨利·华兹华斯和朗费罗·戴纳。他们俩都受到了指控。“他们的免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一些人的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也辞了职。和其他人一起，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杜威，他们成立了社会研究新校，这是个只由师生掌管而不受好管闲事的行政管理者制约的机构。

　　　　对学术生活贫乏的普遍不满激活了新校的创始人。他们接受了凡勃伦的控告“美国的大学继续鼓励主要为了树立院校声誉的出版物，奖励平庸与奖励优秀一样平常，这样便对持异议的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众”；他们拒绝遮蔽了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新专业主义的假设”。管理新集体的阿尔文·约翰逊把伦敦经济学院视为一个典范并想创造一个新的致力于“高级成人教育”的机构。厌倦了学院的常规和从众的罗宾逊也把成人教育视为新校的核心。对于比尔德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他希望和现有的大学完全断绝关系——甚至是它的气味：他建议新校建在“马房、车库或酿酒厂附近，在那里甚至是常规教育的嗅觉特征也将被有效地遮蔽掉”。

　　　　在20世纪30年代，约翰逊在新校为欧洲流亡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这成了大学毕业生院。据路易斯·科塞尔说，尽管“被认可”，大学毕业生院“并不是美国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这是值得祝福的：它允许新校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无立足之地的学者们。近些年来，原先的气氛几乎看不见了；然而，通过支持院校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